1944年元旦，蒋介石在日记中拟定三个军事目标：“甲、克复宜昌（六月间）、武汉（十一月间）。乙、打通滇缅路（十二月间）。丙、防止倭军打通粤汉与平汉路及浙赣路。”然而事与愿违，这一年竟会成为全面抗战以来“危险最大而受患最深的一年”。

日军为了摧毁中国西南内陆航空基地，施行纵贯大陆交通线的“一号作战”方案。战事先后在河南、湖南、广西、贵州境内展开，国民政府军队损兵折将，终究不敌日军最后疯狂，这就是抗战后期规模空前的豫湘桂战役。今天就说“豫”，也就是发生在河南省境内的豫中会战。

蒋介石日记原件藏于美国斯坦福大学

中原战起，委员长几乎成了参谋长

1944年1月，日军大本营颁布“一号作战纲要”，第一阶段京汉作战的目标除了打通平汉线外，十分重视歼灭第一战区国民党中央军主力。为此专门调用关东军对苏战备中的架桥机，用于修复郑州黄河铁桥，确保坦克等重型装备投入河南战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错误判断日军无力发动大规模攻势，只有“局部向我窜犯之企图”。蒋介石乐观以为：“敌寇对平汉路作战，如待黄河铁桥修成，则须在五月下旬，如果于此时开始进攻，则美国远程空军当可助战。”万万没想到日军日夜施工，黄河铁桥提前完成大修。

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资历很深，早年冲锋陷阵往往能够身先士卒，不过当上军长后生活急剧腐化，蒋介石曾经不客气地指责其整日“狂嫖滥赌”。副司令长官汤恩伯名义上是“副手”，实际上河南的中央军全归他指挥。察觉敌人蠢蠢欲动，汤恩伯建议“我应采取积极行动，进行先发制人的攻击”，但这一计划没有得到重庆支持。

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

4月30日，日军兵临许昌城下，蒋介石坚信“敌必向南打通平汉路为其目标，判断其主力必将出现，乃令汤恩伯全力决战”。配属坦克、装甲车的日军火力特别强大，许昌守军伤亡殆尽，新编第二十九师师长吕公良以身殉职。蒋介石无奈改变主意：“本拟在禹县决战，因前方军队散漫，恐不能予敌打击而反引起洛阳之危机，故决避战，将主力撤至山岳地带。如此虽不能阻止其打通平汉路之企图，但可使之不能如计修复全路，以我豫西主力正在其侧面也。”

日军穷追猛打向西迂回，坦克第三师团一部快速逼近洛阳外围。5月4日，蒋鼎文、汤恩伯电话请示放弃虎牢关与登封阵地，蒋介石在日记中气呼呼曰：“将领怯馁无能，一至予此，平时漫不经意，临战手足无措。汤之勇而无谋，又为走私货财所害，不能专一于军事，亦一原因。”确实，河南驻军从事商业活动比较严重。年初，汤恩伯曾向好友胡宗南悄悄透露：“年来努力采购物资，以河南烟叶，换取徐海之盐，预计今年可收入两万万元。”

抗战后期，汤恩伯视察战防炮部队

本来第九军是从陕西调到洛阳担任预备队的，蒋鼎文稀里糊涂派往登封填补阵地，旋即失去联络。蒋介石的长途电话昼夜忙个不停，还要手拟致前方各将领电令：“此次洛阳、龙门之会战，实为抗战成败之最大关键。凡我忠勇将士务须抱定必胜信念，死守阵地，发挥城存亦存，城亡亦亡之决心，如有怕死后退，伤害全军之荣誉者，必斩无赦。”宋美龄心疼丈夫熬夜，蒋介石自责用人不当，“我几乎身任蒋鼎文之参谋官矣”。

李宗仁指出，抗战时期军事指挥系统的最大缺点，即为蒋介石的越级亲自指挥。历史学家黄仁宇的看法相反：“只有经过他的耳提面命，对方才觉得责无旁贷，很多超过常理以外的任务，能否确实执行不说，首先也只有委员长手谕或面谕才能派得过去。”黄仁宇只说对了一半，有时候即便三令五申，也未必达到多少效果。

日军坦克部队

眼看洛阳危急，蒋鼎文与委员长侍从室匆忙通话之后，未经请示即率长官部撤往新安。面对“有资格之旧部”，蒋介石事实上做不到“必斩无赦”，只好在日记中发泄不满：“蒋鼎文移动之前，不惟不报余，而且不通令所部，于是洛阳城防司令亦托病卸责。此小子之胆怯卑劣，无耻至此，实所不料也。”

河南战事糟糕透顶，军事长官自然成了众矢之的。舆论压力之下，蒋鼎文、汤恩伯分别被撤职和撤职留任，豫籍参政员郭仲隗不依不饶，认为“罪重罚轻，人心难服”，要求统帅部严惩汤恩伯。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说：“我们所得的情报，敌人不过是由华北、华中各战场调几个步兵师团，并没有发现他机械化师及装甲部队，所以只照敌人过去步炮联合作战的战术来部署准备。讲到这次战役的责任，首先当然应该由我统帅负督导无方的全责，汤恩伯要他戴罪立功。”

豫西抗敌，“最强生力军”名不副实

洛阳曾是南京国民政府经营中州腹地的重要据点，抗战第二年成为河南省政府、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驻地。5月7日，龙门防线失守，保卫中原古都的任务落到了以河南籍官兵为主的第十五军及第九十四师肩上，期限为固守十至十五天。13日，日军一个大队突入城西南角，西关一带火光冲天，战斗异常艰苦。

蒋介石默默祈祷：“如果此次洛阳会战获得成功，则又为上帝保佑中华显著奇迹，必使经儿（蒋经国）敬受洗礼，终身贡献于上帝服役。”此后数日，前方消息总是时有时无，蒋介石自我反省曰：“抗战军事之所以能维持至今，而不颓者，全以战略之优胜，而补战术之低能也。此次战略错误，则战术自必溃败矣。”25日，洛阳陷落，守军牺牲惨重。

豫湘桂战役中的日军

还在围城血战之时，国军搜获一份带有“潼关兵团”字样的日军文件，蒋介石“乃觉敌军不仅要占洛阳，而且要攻西安”，感到事态及其严重。原来日军华北方面军看到豫中战局进展顺利，提出了西进潼关的设想。中国派遣军表态，潼关对于将来进攻西安具有重要价值，“只要对完成京汉作战和湘桂作战抽调兵力无任何妨碍，且能以自身力量攻占并予以确保，潼关作战也可实行”。

权衡再三，华北方面军把握不是很大，决定用大约一星期的时间，先击溃豫西境内的胡宗南大军，然后确保潼关以东一百公里的陕县，作为进攻陕西的桥头堡。

武汉会战后，蒋介石的爱将胡宗南率部坐镇关中，步步升迁至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下辖部队从最初的一个军增至十几个军，渐渐养成后方最大的战略预备集团。河南烽火漫天，胡宗南先后派出六个师东出潼关，蒋介石起先“令胡统率三个师，由灵宝出击，向洛阳增援”，旋因洛阳失陷改变作战任务为反攻陕县。

蒋介石和胡宗南

6月3日晚上，蒋与胡通话，“乃知进攻陕县部队，并无进展，甚以其所训练部队之战斗力为虑也”。第八师充当先锋队，师长吴俊回忆说：“官兵不乏前仆后继，但敌人不仅以优势空军及炮兵掩护攻击，更重要的是阵地前突然出现大批中型战车冲向我阵地，激烈战况不亚于淞沪会战。”蒋介石信心动摇，“我军此次进攻，本为试探敌军之兵力与企图。战斗三日，我军既不能有解决陕县战局之望，故决心退守灵宝本阵地，以免为敌所制”。

重庆阴雨绵绵，蒋介石越发忧心，“此战为胡宗南部荣辱成败最大之关键，实亦为党国盛衰之所系”，严令“虢略、灵宝阵地决不撤退，应死守”。6月10日，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李延年报告前线困难情形，要求撤退，胡宗南请示蒋介石，蒋令支持到天黑再定。日落时分，蒋重申“无论何人不得向西撤退，应确保灵宝、虢略各要点，在阵地内与敌决战，以保持国军荣誉”。

胡宗南军事系统的两名士兵正在试射苏式机枪

当晚，日军攻势如潮，据胡宗南日记，23时他再次请求撤退，“奉谕一切由你全权负责，乃令撤转”。比照蒋介石日记，气愤、失望跃然纸上：“胡宗南所部在灵宝虢略镇之线，其各师长擅自撤退，以致所以计划完全无效。宗南专在西北训练军队而未使用者，五年之久，预备其在最后反攻之用，中外人士皆以此军，为生力最坚强之部队。而其此次败退之军队，尤为其中之最精强者，今结果如此，军纪败坏，命令废弛已极，寸衷惭惶，实为从来所未有，而痛心悲愤，亦为从来所未有，隶马不力，一至于此，余将何面目以见世人也。”

胡宗南大军节节后撤，日军的攻势到达河南最西部县城阌乡，随后按照预定计划返回陕县。6月13日晨，第八战区下达追击令，次第收复豫西一些失地。蒋介石不禁感慨万千：“此实抗战成败最大之关键，如果潼关与西安动摇或失陷，则全局实难收拾矣。而宗南在关中专心训练十军兵力，如果一旦失败，则全国军心、民心皆难维持。故此次潼关之得失，比任何战区成败之关系为大，此所以半月以来寝食不安也。今幸蒙上帝保佑，竟得转危为安，实非人力之所能及也。”

由此可见，在蒋介石眼里，汤恩伯、胡宗南都算不上国军优秀将领。

参考文献

1、《蒋中正日记》（非卖品）

2、《胡宗南日记》，台北“国史馆”2015年版。

3、《河南文史资料》，河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4、《河南会战》，日本防卫厅编，中华书局198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