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闯王李自成带领起义军攻破北京城，杀入皇宫，崇祯帝朱由检在前殿鸣钟召集百官，却没有一个人前来。一登基就开启地狱模式的崇祯皇帝在苦苦支撑了十七年后，无奈在煤山那颗歪脖子树上投缳自尽，大明朝正式唱了凉凉。

明代是最后一个汉人封建王朝，也是我国历史长河中影响非常深远的一个朝代。后人论及大明之亡，众说纷纭，抛去小冰河时期的天灾不断、国内土地兼并严重、百姓揭竿而起流寇不绝、满清虎视眈眈等其他原因，本文仅谈谈明末官场情形与明朝覆灭的联系，即人祸。

“众正盈朝”的明末朝堂

万历一朝党争不断，浙党、楚党、齐党以及东林党之间相互攻讦，朝堂之上一片乱像。及至万历逝世，光宗即位，提拔了许多东林党徒，至此，东林党一家独大。东林党人在魏忠贤当道时期虽短暂蛰伏，但随着魏忠贤的倒台又很快起复。

东林党奉行“非我党人，其心必异”，鄙视一切非科举出身的人员，大肆排除异己，把持朝政、控制言论、压制皇权，以至于一度有 “天下公论出科道”之说，按照东林党徒的说法是“众正盈朝”。

但这些人就像后世的二哈，人怂话还多，吵架没输过，打架没赢过，自以为是，内斗内行，外斗外行，空谈误国，祸国殃民。

被压制的皇权

明朝讲究君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到了明代后期，文官集团势力过于强大，以至于皇权受到很大压制。皇权被压制的最直接后果就是国家政策的制定不是从全局考虑，而是从文官集团的利益考虑。而他们正是江南大商人大地主的代表。

明末时期商业发达，商人从各项贸易中赚取巨额资金，资本主义萌芽初现，商业占国民经济比重大大增加，但税收仍以农业税为主，商业税很低，甚至于无。由于土地兼并及投献严重，农业税收不了几个钱，国库空虚，打仗没钱，赈灾没钱。而江南富商生活奢侈，一掷千金，几十万、几百万两银子的糟蹋毫不心疼。

皇帝想增加商业赋税，立刻遭到文官大臣们的激烈反对，他们搬出祖制，动辄斥责皇帝与民争利。反正天灾人祸是你皇帝德行不够，上天看不过去了加以惩戒，与俺们无关，想收商业税从俺们身上拔毛那是万万不可能的。

由于东林党的阻挠，根本无法收取商业税。万历皇帝实在没了办法，于是开征矿税，结果东林大臣们唆使地方官员攻击甚至杀死税使和监管太监，由此可见东林党人飞扬跋扈之一斑。著名的《五人墓碑记》就源于此，一个抗税的事件被清流文人们写的高大上，几个抛出来的替死鬼成了反抗皇帝暴政先驱，其目的就是掩盖自己逃税的现实。损失的是国家，肥硕的是自己。

天启皇帝为了制衡东林党而重用魏忠贤，只是没想到东林党人那么丧心病狂，天启帝“落水而死”，疑窦重重。崇祯帝在东林党人扶植下上台，接着就处置了魏忠贤，东林党重新掌权，商业罢税，国家财政收入进一步缩减，所有赋税尽数转嫁到没有投献土地的农民身上，结果民不聊生，起义不断。

困于“京债”的官员

明末买官跑官成风,每到选官时,各路官员都可劲砸钱,越是肥缺越大价钱。可钱从哪来?那些要官要疯的家伙,主要都去借“京债”。

“京债”是流行于明末官场的一种高利贷,放贷人主要是京城里的高官豪门,专借给要行贿跑官的官员们。

“京债”一般金额十分巨大,而且经过几次“中间人”的倒手扣钱,到了借钱人手里,往往剩不下一半。利息更高的吓人,比九出十三归还要厉害。

以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的说法,欠债人不但还钱要还数倍,一旦买官成功,债主们还会组团跑到欠债人家里堵大门,强迫欠债人提高还钱利息，以至于许多拿下肥差的欠债人到任后都要打开府库拿公款还账。

而且很多高官豪门麾下的打手们,还经常打着“催收”的名义跑到借债人的任地胡作非为,大肆搜刮民财。这些欠债的官员们,当然不敢惩戒他们，也不会自掏腰包还钱,到头来还是勒索百姓。

崇祯皇帝曾怒斥说,这些借京债跑官的官员们,“怎的有好官,肯爱百姓”。可崇祯骂归骂,在既得利益的文官集团的阻挠下，也没办法解决这问题。

泛滥的京债,不停逼得百姓揭竿为旗、举木为兵,闹起各种民变。

变了味的言官

明朝反腐败的重要神器,就是言官制度,朝中有御史六部，还有六科给事中,这些人官职低权力却大,专职风闻奏事、揭发贪污腐败，自从明朝开国起,就叫天下贪官闻风丧胆。

但在东林党把持的朝堂言官却成了攻讦对手的利器，言官当道的后果便是眼高手低，空谈之风盛行，一切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攻击敌手、抨击时事而不顾现实，很多有能力肯务实之人常因一些小事被迫上章请辞或请罪。

到了明末,言官们却更落下了诨名:受贿之魁——反腐败?就属言官们腐败最厉害，而且还兼职敲诈犯。御史们到地方上核查吏治常常出手索贿,不给好处,就狠狠参你一笔。史载，万历年间的给事中杨文举每到一地就索贿上万两白银。

明末的言官,基本上都到了“广纳贿遗”的地步。按照现在的话说，排队枪毙肯定有冤枉的，隔一个枪毙一个肯定有漏网的。揭发腐败?人家就是打着揭发腐败的旗号捞钱呢!

到了崇祯年间时,就算是不出名的小言官,都找到了发财门道。《三垣笔记》记载,每当官员入京汇报工作,京城的言官们就奔走相告,连呼买卖上门，接着就组团跑到人家住所里去敲诈,不给钱就给你罗织罪名。有时一个官员进京,竟要应付几十个言官，甚至一些京城无赖,冒充言官前去敲门,也能轻松敲一大笔钱。

如此比土匪还狠的言官,自然把大明王朝的吏治,往乌烟瘴气里狠推。

清流真有钱

嘉靖首辅严嵩曾说,天下家产五十万两白银以上的,才能被称为顶级富豪。但明未清流们,那些满嘴廉洁忠君的“精英”们,其实早突破了大贪官的“有钱”标准。

田产是当时的主要财产，严嵩虽然颇著贪名，但田产仅为二万七千余亩，清流的徐阶素有廉名，田产却高达四十万亩，是严嵩的十五倍之多。

江南是清流的聚集地,无锡邹家有土地三十万亩、仆人三千多人，苏州钱家每年仅地租就有九十七万两白银的收入。这几个“清流”家族,放在当时明朝士大夫里,也不过是个中等水平。

这些清流士大夫们不止有钱,家家都是豪宅大院,其宅院豪华程度,就算是各地享受优厚俸禄的藩王们,都得说声佩服。好些清流们家里养了数百“家将”,官府见了也对他们恭恭敬敬。

商品经济发达的明朝,财富就是掌握在这些有权有钱的人手里。所以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崇祯亡国前夜,国库穷得叮当响，崇祯都穿着补丁龙袍上吊。可李自成在北京一顿狠刮,竟刮出七千万两白银。

“清流”丁魁楚明灭时向清军投降,亲自带着八十万两黄金表示忠心。可笑呵呵收了他钱的清军,翻脸就把他开膛破肚,折磨了一夜才断气。

三个世纪的大明王朝,就是被丁魁楚之流,这些满嘴道德的蛀虫们,活活挖空的。

一个偌大王朝的覆灭，其原因非常复杂，其覆灭也绝非一朝一夕，但“众正盈朝”的东林君子们绝对应负很大责任。在他们的把持下，贪官腐败，暴吏横行，官场“腐”到了何等触目惊心的程度。清流文人为了自己和集团的利益而不顾家国，财攻更加吃紧，陷于入不敷出的泥淖中，开销持续増长，对平民百姓的盘剥更加变本加厉。

统治者治国无谋却又用人无能，起义军此起彼伏，关外满清虎视眈眈，军队战斗力逐渐低下，“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的大明朝最终陷入灭亡的定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