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44年3月19日，大明最后一位皇帝崇祯在北京煤山（今景山）自缢，死时年33岁，死时身边仅有太监王承恩一人。“朕自登基十七年，虽朕薄德匪躬，上干天怒，然皆诸臣误朕，致逆贼直逼京师。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自去冠冕，以发覆面。”自始至终，崇祯帝都认为，是大臣们害了他，以至于葬送了享国近300年的大明王朝，真的是这样吗？

事实上，崇祯帝继位时，还有一手好牌。不过他牌技实在糟糕，将这一手好牌打得稀烂。1627年，著名的“木匠皇帝”朱由校身亡，由于没有子嗣，他留下遗命，将帝位传给了17岁的弟弟朱由检，即崇祯帝。朱由检接手时明朝处于什么状态？

因为天启的时候设立了工商税，海税，所以明朝的中央政府还是很有钱的，1631年，仅太仓收入的银两就达到了创纪录的1200万两。国库有钱，自然一切都好说。灾民可以及时得到救济，底下农民的日子虽然很苦，但是也能勉强凑合，民心尚稳。前线征战的兵士，可以得到军饷，自然也愿意为大明朝拼命搏杀，对抗虎视眈眈的后金政权，总体上在战争军事方面也是偏好。

特别是崇祯初期，国家涌现了一批敢打仗、会打仗的军事人才，如袁崇焕、孙传庭、卢象升等，他们活跃于各条战线，撑起了半壁江山。虽然天启皇帝专心干木匠活，把事情都交给了魏忠贤，但是因为每个官员各司其职，处于一个比较平衡的状态。大多数文臣武将都尽心尽责地在岗位上为国家效力，维系政权运转，所以整个局势还是可以的。

然而，崇祯帝上台后，一切都变了。崇祯帝继位之后，第一件事就是铲除阉党，魏忠贤下马，并且废除了魏忠贤力主征收的工商税。工商税的征收对象主要是东林党代表的富商、地主乡绅阶级，崇祯废除工商税，富商豪绅们嘴都笑歪了，可是他们不交税，国家哪来的钱？发军费都成了难题，辽东的仗怎么打？于是崇祯出了个昏招，加征“三饷”：辽饷﹑剿饷和练饷。

“三饷”总数是2480万两，而大明正常年份的田赋也就三四百万两，一年收十年的赋税，而且是只向农民收，当时陕北一带天灾不断，民不聊生，可崇祯帝倒好，不但不及时赈灾（当然想赈灾也没钱），反而派军队到陕北加征“三饷”，真正该交税的富商大贾不交税，只在农民“鹭鸶腿上劈精肉”，把农民都逼得种不起地，最后干脆造了反，李自成、张献忠等蜂拥而起。

崇祯此人，后世评价其刻薄寡恩，多疑猜忌，刚愎自用。崇祯在位十七年，换了五十个内阁大学士、十九任内阁首辅，干得最长的是周延儒，六年左右。而周延儒又是大奸臣，他在任上就干三件事：一是讨崇祯欢心，二是打击政敌，三是瞒报军情。五十个内阁大学士、十九任内阁首辅，难不成各个都是混蛋？矬子堆里拔大个儿，总能选出一两个能干点活儿的吧？再说了，要真是五十阁僚都是混蛋，那阁僚的总头目——皇帝又是什么？

崇祯年间最能打的只有三个人，一个是卢象升，一个是袁崇焕，一个是孙传庭。然而这三个人在崇祯手里都没有好下场。卢象升战死80多天没有人给他收敛，暴尸荒野，下场极惨。袁崇焕驰援北京，而崇祯却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听了两个小太监道听途说的两句流言，就将袁崇焕处以凌迟酷刑。1643年，孙传庭战死沙场，崇祯帝竟然怀疑他诈死潜逃！

可以说，崇祯帝执政以来，将满朝文武得罪光了。朝廷文武百官，没有一个真心实意地帮他做事。道理很简单，越是忠心为国，下场越惨。李自成大兵压境，崇祯帝号召大臣捐钱充作军饷。文武百官纷纷选择沉默。没人主动上前捐钱。李自成军队进入北京后，崇祯帝召集大臣来朝见，竟然没有一个人肯来！

明朝是中国封建王朝的顶峰。经过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等几代人的努力，明朝的政治制度已经比较成熟。正因为此，哪怕明朝好几个皇帝都比较懒，极端者如万历帝，长达30年“不出宫门、不理朝政、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但国家机器仍然能够有条不紊地运转。而崇祯帝只用了17年时间，就把国家败光了。

不可否认，崇祯皇帝是一个勤勤勉勉的皇帝，但他更是一个脸皮薄、爱面子、急躁易怒、刻薄寡恩、猜忌多疑的皇帝。大明朝在他治理下，没钱、失了民心、失了军心、失了臣心，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大明也就亡了。如果崇祯再多一点聪明，多一点信任，多一点放权，何至于发生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又何至于被蒙昧统治275年，从世界第一变成了任人宰割的鱼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