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年10月，《北京条约》的签订，奉命守城的王大臣恒祺、庆惠等人大大松了口气。认为只要咸丰帝批准了条约，即可万事大吉。他们与巴夏礼商议，代写了一道奏折，说明所有的条约现已签订，请恭亲王奕代为向皇上呈奏。后来，咸丰帝看了奏折后，谕令让各省查照办理，但只字未提“允准”二字。

咸丰帝为什么不提“允准”两个字呢？老实说，在热河的咸丰帝有着太多的苦痛和不得已。但是，他毕竟是被列强打怕了。对于条约的签订，他既希望“从此永息干戈，共敦和好”。[1]又不甘心列强强迫的协约内容。他仍然希望有一天能够修改这些条约。因而，他不愿意提“允准”二字。

咸丰帝这样的谕旨，奕很担心英、法两国不能答应。在咸丰帝的谕令到达京师之前，额尔金又亲自操刀代拟了一道上谕。看来，侵略者是真够狂妄的，连皇上的谕旨都要代写，这道代写的谕旨要求咸丰帝对《北京条约》全部允准，永远遵照执行，并要求按照这个意思，颁布全国。

老实说，这个越俎代庖的举动，恭亲王奕很不高兴，但他没有办法，在强盗走进家门横冲直闯的时刻，他害怕再生出别的枝节。因而根据额尔金代写的谕旨，将咸丰帝从热河发来的上谕“前后字句，恭加润饰”，随即向英法侵略者宣布：“所有和约内所定各条，均著逐款允准，行诸久远，从此永息干戈，共敦和好，彼此相安以信，即着通行各省督抚大吏，一体按照办理。”[2]

奕修改了咸丰帝的谕旨，颁令全国执行。虽然名义上允准了《北京条约》，但是恭亲王奕并没有感到丝毫的轻松。一来，私改皇上的谕旨，这是欺君之罪，他得想办法向皇上解释清楚，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二来，《北京条约》签订后，英、法公使在公使驻京、亲递国书等问题上仍然没有放弃。而这些问题正是咸丰帝最为忌讳的。

这些情况，恭亲王奕很担心会遭到在热河的肃顺等人所诟病。他思虑良久，最终决定给皇上写份奏折，申明情况，自请处置。他在奏折中说：“臣等自受命以来，与夷酋周旋数日，谨遵圣谕，与夷议和，草签和约，虽暂退夷兵，然危情未解，种种错误，虽由顾全大局，而扪心自问，目前之所失既多，日后之贻害无已，实属办理未臻完善，臣请皇上议处。”[3]

额尔金启程前往中国时的情形

恭亲王奕上奏折自请处分，这也等于堵住了咸丰帝身边那些排斥他的人的嘴。咸丰帝对他私改谕旨之事虽然不高兴，但反复权衡，当时的危难形势，也是无话可说，他在奕的奏章中写了这样的朱批：“恭亲王办理抚局，本属不易，朕亦深谅苦衷。自请处分之处，著无庸议。”[4]对奕䜣的议和之勤勉和实绩给予了肯定。

咸丰帝没有责怪奕，实际上，他此刻内心深处还有很多的担忧和顾虑。条约签订，英法联军能否撤军南返？另外，英法侵略者提出的公使驻京、亲递国书的要求，怎样解决？而这两项要求，咸丰帝心里实在很难接受。实际上在《北京条约》签订后，才短短的不到10天，英国公使就带领巴夏礼、威妥玛来拜见恭亲王奕䜣，再次提出要向中国皇帝亲递国书，说这是“该国至诚美意，若不亲递，难回本国复命”。额尔金的要求，奕䜣当然知道这正是咸丰帝极力反对的。因而坚持说，“两国美意，原不再此”，额尔金没办法，只有将军队撤到天津，就再也不肯南返了。

英使在亲递国书，公使驻京问题上仍然纠缠不休，这正是咸丰帝所担心的。因此，他在奕的请罪折中，又要求奕务必将亲递国书、公使驻京及不得再有要求诸事“与之议定，以免再生枝节”。

咸丰帝不希望公使驻京，恭亲王奕在与列强交涉条约内容时，就重点交涉。在《中英北京条约》签订之时，鄂尔金已经表示，英国军方不愿在天津过冬，准备撤军难返，这样的答复，咸丰帝很有尽快回鸾的愿望。可是，条约签订后，英法侵略者非但没有立即撤兵南返，反而声称要在天津过冬，对面递国书一事也不肯轻易放弃。

联军进入北京城后，天朝百姓惊奇地围观这些不开化的“蛮夷”

联军不肯撤军南返，咸丰帝担心回鸾后侵略者在公使驻京等问题上继续纠缠不清，他心有余悸的大骂奕办事不力的同时，又发了一道暂不回鸾的上谕。上谕说：“此次夷人称兵犯顺，恭亲王与之议抚，虽已换约，此系万不得已，允其所请。然退兵后，而各国夷酋尚有驻兵者，亲递国书一节，既未与该夷言明，难保不因朕回銮再来饶舌。诸事即未妥协，设使朕率意回銮，夷人又来挟制，朕必将去而复返，频数往来，于事诸多不协。……朕意本年暂缓回銮，俟夷务大定，再将回銮一切事宜办理。”[5]

说老实话，这位决心恪守儒家礼教的皇帝，他是铁了心拒见不肯给他磕头的外夷了。他担心，如果一旦回京，洋人又要提出亲递国书这样的事情，难道要让他再一次北狩吗？所以这方面的问题不解决，咸丰帝是不敢也不愿意回京的。

咸丰帝这个态度，老实说，恭亲王奕䜣是不能赞同的。在与列强的交涉中，他己经逐渐地了解西方的外交规则。因此，他在给咸丰帝的奏折中婉转的阐述亲递国书、公使驻京问题的意义。他在11月11日给咸丰帝的奏折中引用英国公使额尔金的话说，亲递国书、公使驻京这两个问题“系两国真心和好之据，非此不足以昭美意，若不呈递，难以复命。察其情词，似无诡谋。”奕䜣借用外国公使的观点，说明亲递国书是西方外交关系中的一个惯例。“其意必欲中国以邻邦相待，不愿以属国自居。”公使驻京也是这样，派出使节到别的国家，为常驻代表，这样做，即可以增进交流，又体现了国家间的友好外交关系。奕䜣的观点，在当时毫无疑问既是一种进步，也是符合国际潮流的。

八里桥之战，清军失败的惨烈景象

但是，咸丰帝执意要把西方看成低自己一等的国家。奕䜣没有办法，只好照顾到他维护天朝体面的心理，在公使驻京、亲递国书问题上继续与列强交涉。

奕䜣明白，列强在北京条约上已经如愿以偿，断不会因为中西礼仪的差异，而将事情弄大，因而，他向英、法公使说明了中西礼制的差别。同时又指示恒祺等人在天津与英、法公使交涉设法消弭亲递国书和公使驻京两个问题。11月26日，他发给英、法公使的照会中说：“至大皇帝愿见各国钦差与否，均可自主，断无勉强之理。”对此，英法公使在变大了遗憾之后，同意了奕䜣的意见。

英、法公使的妥协，奕䜣感到可以向皇帝交差了。12月17日，他再次给咸丰帝上奏，请求他回鸾京师。咸丰帝接到奕䜣的奏折，当时并没有回复，因为当时已经临近春节了，况且，他对洋人还是心存疑虑。因而，他对身边的臣子说，现在天气已冷，回鸾之事过完年之后再说吧。

1861年的春节，咸丰帝是在热河度过的。在热河过年，当然不像在京城那般热闹了。热河的冷清使得咸丰帝再生回鸾之意。因而，他在大年初二那一天，宣布准备在3月下旬回鸾京师。可是这个态度仅坚持了一天就又变卦了。他表示目前回鸾时机还不成熟，他仍然为“公使驻京”问题担忧着。

1860年10月，英法联军进入北京城的场面

咸丰帝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列强们那一次不是出尔反尔，索要多端。他担心列强再生枝节，可麻烦还是来了。自中英、中法《北京条约》订立后，俄国公使伊格纳切夫以“调停有功”为名，也要求与中国签订“续增条约”。

俄国人为什么说自己调停有功呢？原来，英法联军进入北京，抢掠圆明园之时，恭亲王奕䜣也处于慌乱之中，俄国公使伊格纳切夫说可以帮助调停，使英法联军停止进攻。但是，伊格纳切夫开出了三个条件：第一、由奕䜣出面提出请求；第二、中方的谈判内容事先要征求他的意见；第三，须答应之前俄方提出的领土要求。当时，恭亲王奕䜣也是有病乱投医，不放过伊格纳切夫这根救命稻草，希望他能够调停出好结果。但是，在以后的“调停”中，伊格纳切夫并不是帮助中国缓解危急，而是胁迫恭亲王答应英、法两国公使的要求。奕䜣与英、法两国签订了《续增条约》，伊格纳切夫却蛮横地说，俄国调停有功。因而，便也向奕䜣提出了签约的要求。

伊格纳切夫提出要签约，奕䜣并不知道他会提出苛刻要求，可是，他看了伊格纳切夫开出的条约清单。不禁大吃一惊，伊格纳切夫竟然提出了开北京为通商口岸的要求。但此时的恭亲王已经被吓怕了，他看了伊格纳切夫给他的照会中“兵端不难屡兴”的字眼，知道不答应俄国人的要求是不行了。

英军招募的印度士兵

奕䜣有一种担心，如果不答应俄国的要求，可能伊格纳切夫会挑唆英、法两国再生事端，便给在热河的咸丰帝奏报了俄方提出要求的全部情况。咸丰帝看了奏折，他比奕䜣更担心，便给奕䜣下了谕旨：“事势至此，不得不委屈将就”。此时的咸丰帝，只要敌人不再开战，提什么条件都是可以答应的。这样，奕䜣与沙俄签订了中俄《北京继增条约》，这又是一个丧权辱国的投降条约。条约将乌苏里江以东大片土地划归沙俄所有。条约还规定：“西疆尚在未定之交界，此后应顺山岭、大河之流及现在中国常驻卡伦等处，自沙宾达巴哈之界牌末处起，往西直至斋桑卓尔湖，自此往西南顺天山之特穆尔图淖尔，南到浩罕边界为界。”

依此条约，此后俄方在勘界中利用“常驻”二字，强行将本属于中国的领土，划给俄国。《中俄北京继增条约》的签订，也说明了列强随时都有可能横生枝节。因此，在热河的咸丰帝很害怕再提出“公使驻京”这样有损大清“颜面”的问题。

“公使驻京”问题的得不到解决，他的回鸾日期也是一变再变。咸丰帝最后一次决定回鸾，本来是定在4月4日，然而到了4月1日，却又变卦了。为什么呢？咸丰帝的七弟醇亲王奕譞等人上奏，说圣躬现在身体欠安还不适宜回鸾，咸丰帝也答应了，当然，他还在为京师那边“公使驻京”问题是否处理得当而担忧着，至死他再也没能回鸾，这真是他的外交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