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诗风丕变与刘基诗歌创作概述[1]

刘基一生创作了大量诗歌，据吕立汉的统计，有诗1301首、词233首[2]，绝大多数作于入明以前，入明以后所作不过100来首[3]。刘基诗歌创作众体皆备，取得了很高成就。王世贞把他与高启相提并论，说明初诗歌，“立赤帜者两家而已。才情之美，无过季迪；声气之雄，次及伯温。”[4]沈德潜也将他与高启并提：“要之明初辞人，以二公为冠。”[5]在他处更独推刘基“允为明代之冠”。[6]近人钱基博也说：“要之明初诗人，以二公为冠。”[7]但这些评价大都带有倾向性，即基于其古体诗，或曰其复古的特征。钱基博说他“乐府高于古诗，古诗高于近体，五言近体又高于七言”；[8]朱彝尊说他“锐意摹古，所作特多”，“遂开明三百年风气”。[9]总之是越古越好，“岂惟明一代之开山，实可跨宋、元上矣”。[10]

之所以有这种评价，有其特定的诗风承传与流变的时代背景。

元诗发展，在其初期，北方有元好问一系提倡唐音，以矫苏黄流亚的粗豪；南方则承严羽等人之说，以盛唐为法，以矫宋末的纤弱。随着国家混一，南北融合，诗风演进为“宗唐（近体宗唐）得古”（古体法汉魏），并蔚为一时风尚[11]。尔后朝廷开科取士，设奎章阁，以理学为正统，馆阁之风渐盛，遂再“古”中求“雅”求“正”，以鸣盛世。欧阳玄说：“我元延祐以来，弥文日盛，京师诸名公，咸宗魏晋唐，一去宋金季世之弊而趋于雅正，诗丕变而近于古。”[12]但雅正的诗风往往容易流于圆熟平缓，缺少个性。给人的印象如胡应麟所言：“如镂金错采，雕绘满眼”，“词太缛而厌苍老”。[13]

随着元朝短暂承平盛世的结束，雅正之风迅速被求变求奇的潮流冲破，其中尤以杨维桢的铁崖体为盛。顾嗣立论元诗变迁谓：“元诗之兴，始自遗山。中统、至元而后，时际承平，尽洗宋金余习，则松雪为之倡。延祐、天历间，文章鼎盛，希踪大家，则虞杨范揭为之最。至正改元，人材辈出，标新立异，则廉夫为之雄，而元诗之变极矣！”[14]

杨维桢的极变，体现在一方面把便于自由抒写的传统古乐府发展成更加豪放恣肆的铁崖体古乐府，力求改变元代中期以来模拟盛唐、圆熟平缓、缺少个性的诗风；另一方面学习民歌时调，大写竹枝词和宫词，称宫词为“诗家之大香奁”，其越轨和出格的程度超过了唐末的韩偓[15]。一味的豪放或者俚俗，就是过犹不及，影响到最后的成就，令人有“大器小成”之叹[16]。同时，也为有理学传统的浙东文人所不容，如王彝骂他为文妖，连好朋友宋濂也颇有微辞[17]。所以，四库馆臣说：“有元一代，作者云兴，虞扬范揭以下，指不胜屈。而末叶争趋绮丽，乃类小词。杨维桢负其才气，破崖岸而为之，风气一新，然迄不能返诸古也。”[18]考虑到明初诗风崇唐抑宋的倾向[19]，以及由台阁体到复古派的发展趋向，这种评价是有针对性的。而这种评价，也间接反映出当时大的文学背景。

在这种大背景之下，刘基因为自己的出身与理想，使他对元初中期这一段盛世，心存向往，对这一段的诗风也多有肯定[20]；他的诗歌创作也有雅正的倾向，如虞集所言，“发感慨于情性之正，存忧患于敦厚之言”。[21]王世贞说：“胜国之季，业诗者，道园以典丽为贵，廉夫以奇崛见推。迨于明兴，虞氏多助，大约立赤帜者二家而已。才情之美，无过季迪；声次之雄，次及伯温。”[22]很恰切地说明了刘基对以虞集等人为代表的元中期雅正诗风的继承。但是，“当是时，孟载景文子高辈实为之羽翼。而谈者尚以元习短之，谓辞微于宋，所乏老苍，格不及唐，仅窥季晚。”[23]舆论所属，要求进一步上溯复古。而季世时代的现实环境，也不可能让刘基恪守雅正的观念，而是要求“变风变雅，大抵多于论刺”。[24]加上他雄才大略而频受打击，屡不见用的遭遇，使他的诗歌创作既反映时代的要求，也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在复古倾向上，“不同于杨维桢以乐府擅声，构新题为古体，辞华洗伐不尽”，而是“力追杜韩，而出以沉郁顿挫”，“干之以风力，辞意非常，骨气奇高，感慨同刘越石，险峻出韩退之”。[25]这样，刘基的诗歌创作呈现出的总体风貌，就象潘德舆所言：“诚意之诗苍深”，“其诗境直黄河、太华之高阔”，从而真正实现“返于古”，“岂惟明一代之开山，实跨宋、元上矣。”[26]换成现代的说法，就是刘基通过内蕴上求感慨深邃，以纠宋元以来的肤廓，形式上求苍古质朴，以纠宋元以来的纤缛，并实现真正的复古，从而成就承前启后一代宗师的地位。诚如此，则“苍深”一词，比较恰切地概括了刘基诗歌的特征。下面的论述，也将由此展开。

第二节刘基诗歌创作苍深的特征及其表现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也可看到，潘德舆对刘基诗风“苍深”特征的总结既针对元末诗风的秾缛，也针对雅正派迄至杨维桢等的不能“返诸古”。因此，“深”，包含了雄深雅健等丰富的内涵；“苍”，不仅指气格的苍古，也兼有诗歌体裁的选择等多方面的内容。而之所以如此，一方面由其远大人生理想与艰危现实处境所形成的矛盾冲突所致。郑振铎说：“大抵宋濂、刘基，饱更世难，其辞敛，其意深。”又说：“元末诸诗家，其成就似尤在虞、杨、范、揭四家之上。他们处境益艰，用心更苦，所作自更深遽雄健。”[27]他们是开国的文臣，时代也对他们有很大的裨益——“运当开国，多峭健雄博之文。”[28]另一方面，则是针对元末诗风的秾褥，有意为苍深。下面，我们就有针对性地分析刘基诗歌这种“苍深”特征的形成与表现。

一

先说深的一面。我以为，刘基诗歌的“深”，主要有深隐、深刻、深度、雄深雅健等一些方面的含义。试述之。

刘基有雄才大略，但在元季，四仕四隐，始终厄而不得其用。诗以言志。也可以说是事功不幸诗家幸。在这种情境下，刘基写下了大量诗篇，表达自己远大的理想，抒发自己不遇的情怀。这构成了刘基诗歌创作的主体。全面考察这些诗篇，发现刘基的抒怀言志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通过寄托和比拟等方式隐隐道出。如他有一首《题太公钓渭图》：

璇室群酣夜，璜溪独钓时。浮云看富贵，流水淡须眉。偶应非熊兆，尊为帝者师。轩裳如固有，千载起人思。

刘基的本意当然是以姜尚自喻[29]，但他只说到让读者感觉到“隐然有王佐气象”。[30]这是曲写其志，也就是深的一种表现。他是在通过祖述古往今来的大有为者，来表达自己欲大有作为的理想。再以《述志赋》为例：

傅说之版筑兮，无武丁其谁举？夷吾不逢夫鲍叔兮，竟沦没于囹圄。推竭心以服勤兮，上介山而立枯。种霸越而灭吴兮，终刎颈于属镂。乐毅升于金台兮，何循逃而走赵？周条侯之耿介兮，终含怨以饿殍。……李斯上书以相秦兮，空自陷于罪尤。买臣显而僇辱兮，岂如负薪之无忧。

赋中列举傅说、管仲、介子推、文种、乐毅、李斯，均是宰辅之臣。有意思的是，刘基在叙述这些伟大先贤时，并不是激励于他们的不世功业，而着眼于他们曾经或者最终的不幸遭遇。这是刘基复杂内心矛盾的反映。换言之，是志高位卑、反差强烈的现实处境的必然产物。再举他一篇《梁甫吟》为例：

谁谓秋月明？蔽之不必一尺翳。谁谓江水清？淆之不必一斗泥。人情旦暮有翻复，平地倏忽成山溪。君不见桓公相仲父，竖刁终乱齐；秦穆信逢孙，遂违百里溪。赤符天子明见万里外，乃以薏苡为文犀。停婚仆碑何震怒，青天白日生虹霓。明良际会有如此，而况童角不辨粟与稗！外间皇父中艳妻，马角突兀连牝鸡。以聪作聋狂作圣，颠倒衣裳行蒺藜。屈原怀沙子胥弃，魑魅叫啸风凄凄。《梁甫吟》，悲以凄。歧山竹实日稀少，凤凰憔悴将安栖！

此诗以《梁甫吟》为题，本身已寓有如诸葛亮不遇之意。全诗反复列举忠不见用的例子，最后点出《梁甫吟》，是说诸葛亮当日隐居隆中，放歌此曲，有瞻望前程，感慨不遇之叹。如沈德潜所言，是“拉杂成文，极烦冤聩乱之致，此《离骚》遗音也”。也就是说，处于这种境地之中，发而为文，即使“拉杂为之”，亦是一种极致。而在这种“拉杂”之中，我们不仅感觉到“此中有深意”，同时还隐隐感觉到刘基有些苍芜的心灵。关于“苍”，且容后叙。

我们还发现，运涉季世，刘基表达理想和心志的另一个重要手段是“刺时见志”。从某种意义上讲，刺时见志是一种有较大风险的创作手法，因为这不仅会招来有损风雅的批评，有时还会被扣上“讪上”的帽子[31]。顾及这一层，刘基这类诗歌有时便写得更加隐晦，他自己的心志就隐藏得更深。这也是刘基诗歌创作“深”的特征的另一种表现。由于这类诗歌往往涉及著名的历史人物和重大的历史事件，前人也比较看重。钱谦益《列朝诗集》列举的刘基的一系列刺上之作，都有这个特点：

《巫山高》，“刺奇后也。庚申君宠高丽奇妃，立取为后，浊乱宫闱，故作巫山高以讽谏焉”；

《楚妃叹》，“亦刺奇后也”；

《梁甫吟》，“亦为奇后而作”；

《王子乔》，“刺爱猷识里达腊也。太子阻兵拒父，白琐住挟以出奔，不称主器，宗社将覆，故托王子乔以刺焉”；

《走马引》，“明宗被弑于晃忽，又庚申帝即位七年，乃以尚书之言撤文宗于太庙，而诏书但以私图传子为言，昧于《春秋》复仇之大义矣。公此诗盖深讥之也”；

《隔谷歌》，“此诗与《孤儿行》，皆为文宗”；

《题释骖图》，“方国珍遣人浮海纳贿中宫，遂定招安议，故引襄夫人事以刺焉”。

如果脱开钱谦益的“揭示”，单从字面上看，是不容易明白其含意的。考诸史实，钱谦益所揭示的的确均是事实。如关于奇后之事，《顺帝本纪》至正八年记监察御史李泌言：“世祖誓不与高丽共事，陛下践世祖之位，何忍忘世祖之言，乃以高丽奇氏位皇后。今灾异屡起……”又《元史·列传第一》说：

完者忽都皇后奇氏，高丽人，生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时帝颇怠于政治，后与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遽谋内禅……及孛罗帖木儿死，召皇太子还京师，后传旨令廓扩帖木儿以兵护皇太子入城，欲胁帝禅位。

这些诗，论诗艺并不见佳，钱谦益将其拈出，大约就因为刘基对宫闱之事的深刻指陈。

以《巫山高》为例，我们来看看刘基如何在这类诗歌中隐藏用世之心。诗人先以天纵之笔凭空描绘当年楚王云雨之地，如今是“但见麋鹿跳蒿莱”。凭吊之际，刘基将原因归为“当时忠臣放泽畔”。再想到今日的奇后，仿如“山中妖狐老不死，化作妇女莲花腮”，其结果又将是“神灵震怒不可祷，假手秦炬敲飞灰。”不禁忧从中来：“君不见商王梦中得良弼，傅岩之美今安匹？巫山何事近楚宫，终古怨恨流无穷。”——没有圣明的君主，也没有贤良的辅弼，那我刘基将怎么办呢？

在《楚妃叹》里，刘基针对的是同样的人事，表现的也是同样的心志：

回狂作哲须臾间，至今相业归孙叔。楚宫无复如昔人，况有神女如花新。悲来恨新还忆故，谁能断却巫山路？

刘基有雄才大略，志在济世，浙东学术的熏陶与他本人的学养，又使他不致于志大才疏。他常常用诗歌来对社会现实进行深刻的思考与探索。这是刘基诗歌创作深的特征的第三种表现。如在《感时述事诗十首》里刘基讨论动乱之由：“十羊烦九牧，自古贻笑嗤”，把矛头直指官僚体制。官军更是“出门即剽掠，所过如沸羹”，这势必导致官逼民反：“人情各畏死，谁能坐捐生？所以念生虑，啸聚依荆榛。”因此，“盗贼乘间发，咎实由官司”。钱谦益曾引程孟阳语评曰：“可谓诗史，追配杜老，典重迈元、白矣。”正是着眼于其对社会现实所作的深刻与真实的写照。再如《赠周宗道六十四韵》说，由于官军的“奈何纵毒淫，反肆其贪攘。破廩取菽粟，夷垣劫牛羊……稍或违所求，便以贼见戕”，[32]逼得百姓“负屈无处诉，哀号动穹苍”，遂“斩木为戈矛，染红作巾裳。”笔调是一样的。

刘基这类诗歌中更具“深”的特征的是对于社会变乱的经济原因的探讨。例如私贩盐的问题。史载方国珍就是一个私盐贩子，是被逼造反的。在元末农民起义军中，方国珍是最早揭竿而起的一位，起义地点就在浙东地区。这不能不引起刘基的深思：

海鹾实天物，厥利何可专？……厉禁及鱼虾，卤水不得煎。……官征势既迫，私贩理则然。……盗贼由此起，狼籍成蔓延。

从诗中我们看到，刘基对贩私盐持理解和同情态度，并认为盐的专卖制度是与民争利，有违天道，是动乱的一个源头。这种经济思想是很有深度的。在《感怀三十一首》里他说：“古人盗天地，利源不可穷。今人盗农夫，岁暮山泽空。纷纷九衢内，连袖如长虹。共笑沮溺鄙，各事游冶雄。悠悠方自此，衮衮何时终。”刘基把这些写入诗中，自然呈现出一种特殊的风貌。

总而言之，刘基的这些诗歌，蒿目时艰，深刻揭示了元末社会如何由“滥觞”到“滔天”的变乱过程，是极其深刻而可贵的。在封建时代，有很多进步人士会对农民起义作出恰当的分析，但像刘基这样几乎把所有的责任归于有司，鲜明揭示封建体制罪责的，实属罕见。尤其是对“红巾军”中染红巾裳混水摸鱼的聚啸之徒与头裹红巾的明教教徒的区分，对“俱曰贼有神，讨之则蒙灾”的神巫之理的荒唐性的揭示，对于我们今天研究元末红巾军起义都有借鉴意义。此外，对聚众防乱、保守乡村的民团武装与聚众劫掠的劫匪的分别，不仅历代诗文罕见，就是历来的史述也涉及不多。

需要指出的是，刘基诗歌固有其追求深隐、深刻、深度、深意等的一面，也有其愤激直露以及清浅、清新的一面。他的诗歌绝大多数作于五十岁佐明以前，这前半生他基本上是沉沦下僚，有大志而不获伸。在这种境遇下，刘基有时也忍不住“未妨惆怅是清狂”，纵论天下，真做狂士。如避地绍兴时，他无官无职，肆意放谈，“尝往来新昌，与吕不用友善，每宿，来青楼，夜观星象，昼谈兵略，或通晓不寐，时人咸呼之曰刘狂。”[33]

这种狂，说白了，就是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落差。在元末江南文人中间，浙东士人，秉承理学正统与事功传统，无论立功立言，大都有其理想，而现实不予，因而狂态共现。比如王冕，“历览名山大川，或遇奇才侠客，谈古豪杰事，即呼酒共饮，慷慨悲吟，人斥为狂奴。……既归越，复大言天下将乱，时海内无事，或斥冕为妄。”[34]比如宋濂，“慕孔颜之乐，……言及之，手足舞蹈不已。或以为狂，生曰：吾能知之，恨未能允蹈之，奚其狂？”[35]比如方孝孺，自书《正统论》后：“自予为文，未尝出以示人。人之闻此言者，咸訾笑予，以为狂。……有志乎生民者，果以予言为狂者乎？抑狂者固自有其人乎？”至正二十一年，已入朱氏阵营，刘基与宋濂游宿钟山，“呼灯坐起，共谈古今豪杰事，厕以险语，听者为改视”，[36]仍是狂性不改。其实，他们并不希望自己狂：“回狂作哲须臾间，至今相业归孙叔。”他们希望自己的理想得到实现，回作哲人。可是，这容易吗？

这种心理，反映到诗歌创作上，就是以直露大胆的笔法，抒写内心的狷狂与愤激。刘基有许多诗篇直接以《感怀》、《感叹》、《咏史》等为题，所反映的都是在元季处境下的彷徨与愤激。他的《感怀》三十一首，辟头就说：

闲坐中庭夜，逍遥散烦襟。素月出高楼，清风来远林。仰观河汉流，俯聆鹈鴂吟。伫立起长歌，感叹一何深！

连章而下，几乎都是怀才不遇的愤激，或对朝廷所用非人的感叹。“繁华能几何？憔悴及兹辰”；“举世共如此，太息复何忧”；“终然不可见，涕泪交膺流”；“古道今已矣，感寤空涕欷”。这类诗句，在这组诗和这类诗中，俯拾即是。从命题及例句，我们也分明感受到，刘基此类题材与主题是沿着建安、阮籍、鲍照、陈子昂的路子而来[37]。这些诗的核心情绪就是不遇之志与慷慨之气。任何诗歌，有此志、气充斥其中，即可化陈熟为生新，具有难以磨灭的艺术魅力，更何况刘基雄才大略，感愤情词，自有一股掩不住的豪情。

刘基的这些作品，往往是基于现实的感触；正是现实的刺激，使他下笔不能自已，发而为诗，感慨苍凉。深隐可以为苍凉，愤激也可以为苍凉。他在《项伯高诗序》里说：“比五、六年来，兵戈迭起，民物凋耗，伤心满目，每一形言，则不自觉其凄怆愤惋，欲止之而不可。”在悲惨的现实面前，刘基写了很多悲慨的古题乐府，而且多依题目的原旨命意，如《燕歌行》、《长歌行》、《行路难》、《步出夏门行》、《蒿里曲》等，让人见题而知意。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因为乐府诗的发展，是逐渐脱离原题意的。刘基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有时他实在需要倾诉、表白内心的情愫，不想绕圈子，也不想让读者绕圈子。如他的《大墙上蒿行》：

君不见樊将军，一朝函首西入秦。又不见刘越石，仰天长歌握中璧。三士自残因二桃，子胥终弃吴江涛。世人见机苦不早，何不看取墙上蒿。

他是在借古人的教训告诫自己：“世情翻覆不可拟，人生有身莫依倚。”但是，“人生最苦是衰老，白首无归向谁道？筚门夜永月光寒，卧听驽骀龅干草。”人生苦短啊！在这种情怀之下，好酒的刘基，甚至拿酒来出气，说“前有尊酒芳以饴，举杯欲饮且置之。丈夫有志可帅气，胡为受此曲蘖欺？”[38]古题与己意，在这种倾诉式的表白之下，也就较好地结合起来了。

综上所述，刘基诗歌的深，是深隐的深，是深刻的深，是渐入苍凉古雅的深，是从内蕴上追求的一种深，是表现为雄深雅健风格的深。而关于其清浅、清新的一面，则俟后再论。

刘基诗歌“深”（雄深雅健的深）的追求，还有另一方面的原因，即对于宋元季世纤弱文风的反拔。刘基对宋元季世的评价不高。在《苏平仲文集序》中他论及宋代文学，只说“七帝相承……”然后就跳到“元承宋统”，对南宋文章几乎不愿置评一辞。在《王师鲁尚书文集序》中，则明确表示对南宋诗文的不满，仅对理学家的诗文略置好评：“南渡以来，朱、胡数公以理学但群士，其气之所钟，乃在草野，而不能不见排于朝廷，其他萎弱纤靡，与晋宋齐梁无大相远。”即使对北宋诗文，他也仅止于六家而已：“流而至于宋，于是诽谤之狱兴焉。然后风雅之道扫地无遗矣。”[39]对于元末诗文，他也有同样的判断：“今天下不闻有禁言之律，而目见耳闻之习未变，故为诗者，莫不以哦风月、弄花鸟为能事，……而诗之道，无有能知者矣。”[40]这类观点，他处亦多有表述[41]。与此相应，雄深雅健的追求，就是刘基诗歌创作的题中之义了。

二

再说“苍”。刘基诗歌深隐的意蕴、愤激的情绪，以及对元末纤缛诗风的有意反拨，决定了刘基在形式方面，往往选择歌行、古体这些便于深入抒写、自由表达的体裁，而且有时还径用古题古意。这样，就使其诗渐入于“苍”了。这里，“苍”可理解为“苍古”，即“苍凉古雅”。“苍古”，应该主要是指形式上的苍古。同时，也只有这种“苍古”，才契合刘基彼时的心境。

刘基诗歌苍古特征的形成，有上述意蕴表现的内在必然，也有有意为苍凉的形式追求，即为了曲写苍凉的心境，深隐的意蕴，以及表达愤激的情绪，在创作方法的取法上，突出表现为师法杜韩与复古（或曰拟古）。这是历来的共识。在师法杜韩方面，如魏源说，刘基诗“步骤杜韩”，是因为他“与杜韩相近者在性情，非但笔力也。”[42]钱基博说刘基“锐意摹古，独标高格，力追杜韩”，都是杜韩并提。杜韩诗风，差异颇大，而刘基并宗，则颇堪玩味。

先说师杜。刘基自己在这方面颇多夫子自道之语。如他在《题陆放翁〈湖上诗〉后》里说：“甚欲赋诗追杜子，也能纵酒学陶公。”刘基学杜，是本乎性情，当然也关乎环境。在元末那种环境下，刘基与杜甫一样有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崇高理想，自然而然地会更多地取法杜甫。他在《项伯高诗序》中的一段话最能说明这一点：

言生于心而以为声，诗则其声之成章者也。故世有治乱，而声有哀乐，相随以变，皆出乎自然，非有能强之者。是故春禽之音悦以豫，秋虫之音凄以切；物之无情者然也，而况于人哉！予少时读杜少陵诗，颇怪其多忧愁怨抑之气，而说者谓其遭时之乱，而以其怨恨悲愁发为言辞，乌得而和且乐也！然闻见异情，犹未能尽喻焉。比五、六年来，兵戈迭起，民物凋砂耗，伤心满目，每一形言，则不自觉其凄怆愤惋，虽欲止之而不可，然后知少陵之发于性情，真不得已，而予所怪者，不异夏虫之凝冰矣[43]。

刘基清楚地认识到，杜甫诗歌的“发于性情，真不得己。”为此，近人罗宝册说，“不但他（刘基）一片悲天悯人、苍生奈何的胸怀像老杜；就是他诗的形式、格调和取材也很像杜甫。再具体一点说，他的《北上感怀》很像杜甫的《北征》和《自京赴奉先五百字》。《台州》、《永嘉》诸作，很像杜甫的《秦州》、《成都》诸什。《漫成》、《遣兴》、《感怀》、《悲怀》、《感时》、《夜坐》、《不寐》、《宿贾性之市隐》、《次韵和孟伯真感兴》以及和石末诸韵，更是杜甫《述怀》、《遣兴》、《悲秋》、《客夜》、《空囊》、《羌村九日登梓州城》等伤时悯世、眷恋思家之音。”[44]

清人汪端对刘基的师法杜甫评价尤高。她引陆道威语说：“诗家能合兴观群怨者，虽人有数首，然求其全部，大旨俱合者，离骚而后，惟陶渊明、杜子美；在明则刘文成。”具体言之，“五七言律及绝句，悲凉激越，寄托遥深，足以希风少陵”，“五律纯是老杜法脉”。“合诸体观之，奇壑清壮，队仗工整，似少逊元遗山而其浑雄流转无枝词浮响则又过之。余尝谓文成诗境独到处在沉郁二字，唐以后诗家可当此二字者，正惟遗山及文成两人耳。”并举例说：“《为祝彦中题山水图》，学杜入神句，结尤深秀”；“《会稽》，真杜”；“《寄宋景濂》，骨气嵚崟似少陵寄韩谏议诗。”[45]

从上面的论述我们也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刘基师杜，是当他的理想与现实相矛盾，内心郁积不展的时候。一个人的境遇、心情是随时而变的，一个人的性情也是丰富复杂的。刘基的性情、心境有深隐抑郁的一面，也有豪纵激愤的一面。在后一种情形下，他的诗歌创作以师法韩愈为主。他在《题杂画卷子》里说：“裁诗慕韩豪，琐细非所较。”方此之际，他师法韩愈，主要是师法其想象的奇幻与构思的奇特这些方面。如《二鬼》诗显然受到了韩愈《月蚀诗效玉川子作》与《双鸟诗》的启迪，可以说是有意为“奇”。在这有意之中，刘基有时也承袭了韩诗中不好的一面，那就是追求立意的险怪。例如，韩愈《岳阳楼别窦司直》、《陆浑火山》等借鉴大赋铺张排比的表现手法，方东树谓之“盖以京都赋体而移之于诗也。”[46]刘基的《题群龙图》、《赠道士将玉壶长歌》与此非常相象。象《蛟溪诗》、《寄江西黄伯善兄弟》、《题西旅献獒图》、《若耶溪杳郭深居精舍》、《题商学士寒林图》等诗，搜罗奇字，光怪陆离，较韩愈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种险奇还表现在用韵上。周群作了一个比较：韩愈近体诗总数164首，用窄险韵21首；刘基则分别为561首和39首，于此可见一斑[47]。他这样做，固然有矫元末诗坛靡弱之风的目的，但做得太过，变成了文字游戏，就有违诗道了，也与时相悖。时代愈益世俗，险怪之风即便在复古派那儿也是不兴，韩诗的路数自是难以为继。纵观明代文学史，韩文颇受推重，但韩诗却很少有人承祧，仅有孙绪还将其与李、杜并称，曰：“三君子之什，脍炙千载，不俟评议。”而且推重韩诗者，也往往把重点放在其“蠛蠓贵近，傲睨强藩，勇犯人主”的人品气节方面[48]。故有论者认为，刘基师韩的失误，客观上也为明代文人提供了借鉴[49]。

“天若有情天亦老”。在季世时代的环境里，上下求索，出路茫茫，难免会使人心境早衰；形之于词章，未免现出苍凉之意。所以宋征予说刘基诗有时“似刻意中晚，而声调稍雄，五言古亦遒迈。”李雯则说：“伯温如空庭老鹤，弄影月明，虽有苍姿，不极风力。”借古人言志之诗的躯壳来表达自己的心境，是一种方便法门。因此，我们看到刘基有时不惜拟体大开。比如他写《出塞》：

居延风高榆叶空，狼烟夜照甘泉宫。将军授钺虎士怒，蚩尤亘天旗尾红。麒麟前殿催赐酒，已觉此身非己有。猛气遥将日逐吞，壮心肯落嫖姚后？雁门城外沙如雪，玉帐霜浓铁衣折。长剑须披瀚海云，哀笳莫怨天边月。北风烈烈刁斗鸣，回看北斗南方明。惊箭离弦车在坂，不勒燕然终不返。

再如他的《短歌行》：

来日苦短，去日苦长。日长不自觉，日短令人伤。君不见望后月，又不见霜中蕊。清光纵好魄已亏，芳心欲动根先死？少年不知老可悲，衰老却忆少年时。

这些诗歌毫无疑问不是现实主义的写实之作，从表面上看，属于后来的前后七子的那种以拟古为复古的作风。但是，他们与刘基的心境非常之契合。元代虽无开疆拓土的边塞之事，但刘基一靖尘寰的宏愿，与此是可以类比的，故拟之以壮怀气盛的边塞诗，是贴切的；刘基胸怀大志，厄于不用，又时日不待，故拟之以短歌行，也是恰切的。这与后来的复古派诗人显然不同。另一方面，刘基的拟古也与“力矫元末纤秾”的时弊的自觉有关。稍晚于刘基的才子解缙说：

三百篇之作，当世闾巷小子能之。後世之作，虽白首巨儒莫臻其至，岂以古人千百於今世，遽如是哉？必有说矣。前人之诗未暇论，爰以国初枚举之。刘基起于国初，极力师古，煆炼其词旨，能洗前代羶酪之仆。仆向选其集，首推重乐府古调，较之近近尤胜。江右则刘崧擅场，彭镛、刘永之相望，并称作者[50]。

解缙所选刘基文集，今不得见，殊为可惜，不然对于了解刘基对于明初文坛的影响以及明初文坛的风尚大有裨益。但从解缙虽是少年才俊，而主要活动是在洪武时期这一点看，他所推崇的刘基乐府，不太可能是哀时愤世，有讪上之嫌的感时之作；又他称刘基“极力师古”，当更可能是这些拟古作品，这也才能与他同时推举的追求雅正，渐呈台阁风气的刘崧相匹配。

无独有偶，清人朱彝尊所推重的刘基之诗，也正在于其“摹古”之作：

乐府辞自唐以前诗人，多拟之。至宋而扫除殆尽。元季杨廉夫李季和辈交相唱答，然多构新题为古体，惟刘诚意锐意摹古，所作特多，遂开明三百年风气。其五言古诗专仿韦左司，要其神诣现相伯仲，诸体均纯正无疵，若《二鬼》一篇，直欲破刘叉之胆矣[51]。

文中所举《二鬼》，本刘基奇文[52]，且有丰富的人生寄寓色彩，而朱氏所见，却是其摹唐拟韩之正；刘叉本已堕入韩派末流，在朱氏看来似乎仍是雅正的鹄的。

对于刘基拟古之作，认识之正确，当数汪端。汪端在《明三十家诗选》卷一中说：“文成乐府，借古题以咏时事，忠爱缠绵，长于讽谕，有一唱三叹之音。五古清苍深厚，不屑摹古，自然雅正。七古滔滔莽莽，若不经意。至二鬼一篇，亦离骚寓言之旨。而世务险怪奔放者往往藉口于此，故欲录而仍置之。”“自来诸选家或赏其才气奇肆，或表其复古之功，皆非真知文成者。若王凤洲谓文成如刘宋好武诸王，见王谢弟子不免低眉，此犹门户之见，宜凤洲晚年亦自深悔也。”因为有己心己志，是足以改变“拟古”的品质的。比如说，刘基的《感怀三十一首》，乍看之下象鲍照《拟咏怀》，亦象陈子昂《感遇》，细较之下，则既非“鲍照”，亦非“陈子昂”，而只属于他“刘基”，诚如钟惺和谭元春所言，是“真感怀也”。[53]他们举其二为例说：

驱车东门去，（谭云：果于用世之辞。）

四顾不见人。（钟云：眼中不可一世。）

回风卷落叶，

飒飒带沙尘。

平原旷千里，

莽莽尽荆榛。（钟云：沙尘，喻搅乱；荆榛，喻草昧，笔墨能兴意会。）

繁华能几时，

憔悴及兹辰。（钟云：无限屈指兴亡心事，只三字道尽。）

所以芳桂枝，

不争桃李春。（谭云：自负有良禽择木之高。）

云林耿幽独，

霜雪空相亲。（谭云：着一耿字，自负不能忘情。）

又举其二十八为例说：

槁叶寒槭槭，

罗帐秋风生。（谭云：槁叶二字，写尽民生之憔悴。）

凄凄侯虫鸣，

唳唳宾鸿惊。

美人抱瑶瑟，

仰视河汉明。

丝桐岂殊音，

古调非今声。（钟云：美人以下，皆自负之辞。古今草创功臣，赖多一时遭际。当其未遇，谁敢视为固有。若素具名世之才而自信必成名世之功，伊尹卧龙而外，我公不敢多让，故语语自负如此。谭云：具拔乱反正之才，世无知者，故不禁其情见乎辞。）

沉思空幽寂，

岁月已徂征。

那么，这种属于刘基的“感怀”，是怎样一种感怀？我们不妨以这两首诗为例，在钟、谭等人评论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分析。前诗的前六句侧重“感怀”的对象，也就是将自己的“感怀”外化。诗人以“驱车东门去”这种动作语言开头，确有钟惺所说的“果于用世”的意思。但是，“四顾不见人”，就象诗人笔下反复出现的“侧身天地无刘表”意象，其意是世无明主，我刘基如何建功立业，济世拯民？要知道，刘基无论如何狂傲，毕竟是一介儒士；士是需要依附的。而天底之下，又是怎样一种光景呢？“回风卷落叶，飒飒带沙尘。平原旷千里，莽莽尽荆榛。”触目所见，旷野千里，落叶飘卷，沙尘不宁，天下已经大乱。乱世出英雄，而英雄安在？不过荆榛草莽之辈，跳嚣国中。钟惺说：“沙尘，喻搅乱；荆榛，喻草昧，笔墨能兴意会”，是有道理的。诗的后半段，诗人侧重诉说自己内心的悲怆。“繁华能几时，憔悴及兹辰。”诗人似乎对过往的时代有所回望和倦恋，聊以作虚幻的自我安慰；这也是历来许多伤今怀古之作的套路，象钟惺所云：“无限屈指兴亡心事，只三字道尽。”但刘基还有他不同凡响的深意，他这里不止是对至元、延祐盛世的垂吊，而是承上几句的诗意而来，对那些割据称雄的草莽豪杰或曰豪贼及其辅佐“臣僚”的冷眼静观。因此，他接下来便说：“所以芳桂枝，不争桃李春。”谭元春说是“自负有良禽择木之意。”我认为刘基的自负更在于：所谓群雄，难入我眼！至此，这种自负便转化成一种深入骨髓的悲凉：“云林耿幽独，霜雪空相亲。”谭元春说：“着一耿字，自负不能忘情”，而对迭遭挫折，欲寻无路的刘基，此时心境如“霜”，如“雪”，如“霜雪空相亲”，是一种雪上加霜的虚无幻灭之感，心中何止是悲凉，而直是悲怆了！

后一首诗，刘基借传统的以美人喻君子的手法，来表达不遇于时的某种心态。但是，“美人抱瑶瑟，仰视河汉明。丝桐岂殊音，古调非今声。”则是一种吁天之叹。刘基说“古调非今声”，与前述的托前贤以自拟，是异曲同工的，只是刘基这里更进了一层：我与先贤们一样有拯民济世之才，而我却无法象他们那样，有施展抱负的机会。钟惺说云：“美人以下，皆自负之辞。古今草创功臣，赖多一时遭际。当其未遇，谁敢视为固有。若素具名世之才而自信必成名世之功，伊尹卧龙而外，我公不敢多让，故语语自负如此。”谭元春也说：“具拔乱反正之才，世无知者，故不禁其情见乎辞。”问题是，刘基恐怕是等不起、等不及了——“沉思空幽寂，岁月已徂征”。这样一结，让人心中一凛，从而使全诗入于苍凉的境界。

上述两首诗，乍看都有拟古的特征，但刘基在拟古之体中注入苍凉、悲怆的人生感慨与底蕴，其境界则自非一般的拟古诗所能企及了。对此，潘德舆有很好的论述。他说，刘基的诗是“士君子言志之诗”，是“非以诗为诗者”，故“诗境直上黄河、太华之高阁也”。他还进一步通过与同时的杨维桢等人进行比较，说“维桢之有意奇诡，而（刘基）自然高骧；一则文人之偏师出奇，一为志士之忧时托愤。是故非奇逸之难，有其胸次为难也。”[54]杨维桢也是一个复古主义的代表，宋濂说他非先秦两汉之书不读，久与之俱，非常推崇；后来论家也把明代复古运动直接上溯到他这儿。这里，潘氏不仅把刘基与杨氏区分开来，也把刘基与明代复古运动诸家区别了开来。

作品的丰富性，也是一个作家成就的体现。在苍深之作外，刘基还撰写了大量清新可诵的短章。刘基的绝句，七言如《有感七首》之五（黍穗高低菊有华，廛居恰似野人家。夕阳日向西墙过，只为微生换鬓华）、《绝句九首》之八（天堑长江似海深，江头山鬼笑埋金。东家酿酒西家醉，世上英雄各有心）、《睡起》（浓绿当轩日上迟，病身只与睡相宜。觉来却怪庄周蝶，绕尽残枝过别枝），五言如《题梅屏二绝》（树杪过流星，轻霜落半庭。疏花与孤客，相对一青灯。/独酌梅花下，怜花与鬓同。折花还插鬓，颠倒笑东风），尤其是五言绝句，如《题小画》（庭前绿荷叶，香气浓于酒。疏雨忽飞来，的砾明珠走）、《春晚》（疏雨随风过，轻寒薄暮归。犹怜数花朵，辛苦驻春辉）、《遣兴》（于越三年客，思家一百旬。如何今夜月，却忆洞庭春）、《岁晏》（岁晏悲风急，空江白昼阴。芦花与红蓼，无处不伤心）、《漫成九首》（之二：明月圆复缺，春风去不来。泪随花雨落，点点在苍苔。/之三：昨夜三更里，还乡梦却成。朦胧半惊觉，连唤小儿名。/之六：炎赫迎新节，绨袍洗未干。那知一夜雨，更作九秋寒。/之七：“萱草花空发，丁香子又生。浮云无处所，孤月不须明）等等，无不清新可诵。

刘基的一些竹枝词、民歌体，也具有与其绝句共同的风味。象“低头背人整裙带，神前独自深深拜。翠袖轻回香雾分，细语悠悠听不闻”，[55]“晚凉风定却回船，望见新月在天边。放下荷花深深拜，翻身忙整翠花钿”，[56]是非常贴近的观察；象“剔却灯花蕊，从教污翠钿。几回虚报喜，误妾不成眠”，[57]“车遥遥，马朅朅。不知何人始作车，长与人间载离别。回风吹起罗帐尘，低头恨杀作车人”，[58]是非常体己的想象；象“江北垂杨未爆芽”、“懒人天气是江南”[59]、“六月栽禾未是迟，死中求活是高棋”、“齑臼捣蓼长辛苦，黄柏煎茶吃苦多”，[60]这些诗句，都是象其词一样饶有风味，妙丽入神[61]。一些竹枝词，如上述加点部分语词，是非常地道的乡间市肆的口语；另如“别有一番真叵耐，虾蟆生在月中间”，“见说天高三万里，吻干舌出也徒劳”等等，也非常新鲜。

刘基诗歌风格的多样性，与其性情与学养有很大关系。明人李时勉说：“公之诗文，其气壮，故其辞雄浑而敦厚；其学博，故其辞深宏而奥密；其志忠，故其辞感激而切直；其行廉，故其辞蠲洁而清劲。”[62]后人说刘基的诗“多皮傅盛唐，已兆七子先声”，[63]实非知论。

三

刘基一生留传下来233首词（如计集句之作，则为243首），几乎没有应景之作，纯是抒怀言志，没有他的诗那么复杂，也更便于我们分析其创作特征。因此，本文也就不列专章专节来论，在此作一简单论述。总的来说，刘基的诗、词创作特征基本上是一致：以深隐沉郁的古体、长调为主，也不乏清新可诵的律绝、小令。叶蕃在其词集《写情集序》里说：

先生于元季蚤蕴伊吕之志，遭时变更，命世之才，沉于下僚，浩然之气，厄于不用，因著书立言以俟知者。其经济之大，则垂诸《郁离子》，其诗文之盛，则播为《覆瓿集》，风流文采英余，阳春白雪雅调，则发泄于长短句也。或愤其言之不听，或郁乎志之弗舒，感四时景物，托风月情怀，皆所以写其忧世拯民之心，故名之曰《写情集》。

按诸叶序，刘词几乎全部作于元季。“诗之境阔，词之言长”，[64]在那个时代，刘基怀才不遇的英雄失路之悲和哀民生多艰的愤时济世之情，自宜长言于词了，尤其是形诸长调。因此，沈雄说刘基的词“感愤情词，有足述者”，即便小词亦是“婉丽而有感慨之句。”[65]——当元季之世，刘基是没有多少心机写“饶有风味”的小令的。在我看来，也正是这种纯为己作，自道心志的个人化特质，使刘基的词获得“足为朱明冠冕”的称誉，因为它立在了词的历史发展链条的一个突出环节之上。

词，从佐酒侑欢的民间状态开始，逐渐文人化，也就逐渐诗化。尤其是经过北宋苏辛词派的洗礼，合乐与否，变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应成为词人心灵的承载之体。其后，词的发展虽有兴替起落之势，但作为心灵载体这一点始终未曾更易。这也符合国家不幸诗家幸这一痛苦的逻辑。在后来的时代，人们经历了太多的辛酸和苦涩[66]。与此相应，从形式上，词也日趋典雅，以意格相高，所谓“词至南宋而遂深”。关于意格，按照龙榆生的说法，就是主要体现作者的性情与襟抱，及其身世之感。所谓明词中衰，就在于明代词人，以花间草堂相尚，在词谱渐失的情况下，许多人便转而以曲为词，与词的传统固不相悖，与词的发展却是唱反调的[67]。

而刘基的词，正是他的心灵之曲。即便偶有稍涉花草婉约之什，也是迅即转向心灵的歌唱，在他的词里绝对看不到任何曲化的痕迹。词在刘基手里，只有人生的寄意，聊无佐酒侑欢的情调。试看他的一首《沁园春》：

白芷生香、绿萍抽叶，还是清明。有残丝绊雨，危芳怯露，梨云困蝶，絮雪迷莺。发短心长，时殊事异，睹物如何不动情？愁来也，怕东风无赖，鹈鴂先鸣。

莫思身外虚名，绵绵荒田草树平。任龙蛇歌怨，桑榆烟尽，山枯石死，毕竟何成？富贵浮云，穷通定命，守分安常百虑轻。和谁说？又鸦栖高柳，月照层城。

词的开头，还有点婉约清丽的味道。而在这婉约清丽的表象之下，潜藏着一脉因为四字一句、四字一句所形成的节奏急促的情感激流。在上阕的后半头，情感之流就已然开始转折。先是一问：“发短心长，时殊事异，睹物如何不动情？”再一答：“愁来也，怕东风无赖，鹈鴂先鸣。”是啊，盛时不再，想有所作为是困难的。“鹈鴂”这一意象，在刘基诗词中反复出现，表达的都是小人得志、英雄失路的悲愤之情[68]。词的下阕，是全词的转折。一开头，就以否定和感叹起调，所运用的意象，如“龙蛇歌怨”、“桑榆烟尽”、“鸦栖高柳”、“月照层城”，体现出一种豪放的悲凉之情。从整首词看，是哀怨中有愤激与抱负，婉约中有豪放与健迈。这也是刘基词的整体风格。有论者谓，刘基词“大阕颇滞碍，小令饶有风味”，实非知论。

刘基的长调，多写阔大的境界，多用凝重的色调，表现郁勃的情怀，沉郁顿挫，苍凉悲远；以令词为之，难度确实太大。因为，令词主要施于那种轻轻的感触与淡淡的情怀，虽然他的小令除少数是即景的赏心乐事之作外，亦复表现内心的不平，执着而缠绵，但容量仍嫌不够。以其《沁园春·和郑德章〈暮春感怀〉呈石末元帅》例，我们看看那种不世豪情是如何让小令短章难以包容：

万里封侯，八珍鼎食，何如故乡？奈狐狸夜啸，腥风满地，蛟螭昼舞，平陆成江。中泽号鸿，苞荆集鸨，软尽平生铁石肠。凭阑看，但云霞明灭，烟草苍茫。

不须踽踽凉凉，盖世功名百战场。笑杨雄寂寞，刘伶沉湎，嵇生纵诞，贺老清狂。江左夷吾，关中宰相，济弱扶倾计甚长。桑榆外，有轻乍起，未是斜阳。

词的上阕，极写时局的混乱，真是纵有铁石心肠，也会令人肝肠寸断。然而，下阕陡地一转，尽显乱世英雄的本色：不管你是杨雄、刘伶、嵇康还是贺知章，各色文士尽靠边站，我刘基想比的就是王导、萧何，我有大计成竹在胸，世局的混乱，不过如轻阴乍起，岂可有斜阳衰感！为此，沈雄引杨守醇之语说：“子房不见词章，玄龄仅办符檄，文成勋业烂然，可谓千古人杰。”[69]刘基把远大的抱负以及坎坷不遇的情绪，寄托到词中，便化为气势沉雄而烦冤聩乱的格调。这种烦冤聩乱的情绪，当然也是小令包不住的。

后人说刘基的词“秀炼入神，永乐以后诸家远不能及”，[70]“非季迪、孟载诸人所敢望”，[71]甚至说“可磨两宋之壁垒”，[72]正是基于它们寄托了刘基的心灵与意气，承续了宋世以来词的发展流绪，而不是简单地复词之古。在我看来，明词中衰，也正是受了复古思潮的某种影响，以为回复到佐酒侑欢的状态，才是词的创作使命，却未料到复古的生命正在于以复古为革新，而不是简单地回复。

但是，象其诗以深隐沉郁的古体为主而众体皆备一样，刘基的词虽然长调最能显示风格，“饶有风味”的小令也不少。他试用词牌达95种之多，充分显示了他在词的创作方面的着意之重与用力之勤；而这其中就多为小令。这也可以说是其词创作成就的一种体现。从古往今来一些论家的称述中，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沈雄《古今词话》引江尚质语：

青田《生查子》云：“蜘蛛网画檐，一日丝千转。红烬落寒缸，心死无由见。”《谒金门》云：“风袅袅，吹皱一池春草。”《转应曲》云：“秋雨秋雨，窗外白杨自语。”……《踏莎行》云：“愁如溪水暂时平，雨声一夜依然满。”《渡江云》云：“定巢新燕子，睡起雕梁，对立整乌衣。”……皆妙丽入神句。

陈霆也着眼他的小令，说“大阙颇窒滞，惟小令数首，觉有风味”，[73]虽不尽准确，也颇能说明问题。

第三节刘基诗歌创作的前后异致特征与其心路历程

刘基诗歌有一个很重要也很有意味，同时又聚讼纷纭解人难的特征，就是在数量与风格上的前后异致，值得在此用专节讨论。最先揭櫫这一点的是钱谦益。钱谦益在《列朝诗集》里说：

公自编其诗文曰《覆瓿集》者，元季作也；曰《犁眉公集》者，国初作也。公负命世之才，丁胡元之季，沉沦下僚，筹策龃龉，哀时愤世，几欲野草自屏。

遭逢圣祖，佐命帷幄，列爵五等，蔚为宗臣，斯可谓得行大志矣。乃其为诗，悲穷叹老，咨嗟幽忧，昔年飞扬硉矹之气，澌然无有存者。

钱谦益总体判断是准确的。从数量上讲，刘基所作的1301首诗、233首词中，绝大多数作于元季，佐明之后所作不过100来首，而且这100来首，又多属入明之后所作。那么，从佐明到入明这8年间，刘基为什么沉默了？入明以后为什么又多了起来？因此，钱谦益在《列朝诗集》中将刘基的诗文一分为二，“《覆瓿集》列诸前编，而以《犁眉集》冠本朝之首”。为什么要这样区分，钱氏并没有多言，只是简单地说：“百世之下，必有论世而知公心者。”倒是清金堡（释澹归）对此作了非常有见地的发挥：

《覆瓿》、《犁眉》分为二集，即以青田分为二人，其于佐命之勋，名与而实不与，以为其迹非其心耳。心至而迹不至，则其言长；迹至而心不至，则其言短。观于言之长短，而见其心之所存，故曰古之大人志士，义心苦调，有非旂常竹帛可以测其浅深者，斯亦千秋之笃论也。析青田为二人，一以为元之遗民，一以为明之功臣，则凡为功臣者皆不害为遗民，虞山其为今之后死者宽假欤？为今之后起者兴起欤？[74]

金堡的说法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提到了钱氏自身投影的问题。循此我们就能看到，钱氏对宋濂也进行了类似的分法。看他后来也把自己的诗文以入清为界一分为二（仕清前的诗文结集为《初学集》，仕清集成了《有学集》）的做法更可明白一二。

澹归的说法是有道理的，刘基“言长”、“言短”，前后异致，原因是多方面的，需要进一步讨论。

刘基在元代能畅所欲言，表现为“言长”，有几方面的原因。首先，与元代文网宽松的环境有关。刘基在《照玄上人诗集序》里说：“今天下不闻有禁言之律……”即表明了元代的文网之宽松。最明显的是，元以胡人入主中国，而终元之世，严华夷之辨不绝于书。像元朝科举以胡安国春秋为底本之一，而胡氏是较早大力提倡严华夷之辨的；刘基的《春秋明经》，也竟不讳言华夷之辨。在这种氛围之下，刘基有什么话，尽可放开来说。与此相反的是，朱元璋对于社会的控制，尤其是对士人的控制，相当严酷，如颁布士不为君用当诛的苛律，简直空前绝后，刘基当然不敢说什么，自是言短。

其次，与元廷对江南士人的宽待也有关系。由元仕明的叶子奇在《草木子》卷三上说：“元朝自世祖混一之后，天下治平者六七十年，轻刑薄赋，兵革罕用；生者有养，死者有葬，行旅万里，宿泊如家，诚所谓盛矣。”这一点是连朱元璋都承认的。他说：“元本胡人，起自沙漠，一旦据有中国，混一海内，建国之初，辅弼之臣，率皆贤达，进用者又皆君子，是以政治翕然可观。”[75]由于历史的原因，元王朝对江南地主阶级更是采取轻刑、薄赋的笼络政策，善待有加[76]。刘基作为江南地主阶级的一员，算是既得利益者，当然会为元室建言献策，愿意“言长”。

最重要的是与刘基进士出身有关系。元朝开科次数少，取录的人数也很有限，物以稀为贵，进士的身价当然就高了；进士也更自重，于国家当然更忠。赵翼说，“元末殉难者多进士”，列举了十六人，与刘基同科的就有四人[77]。钱穆说刘基对元朝有“孤臣孽子”之忠，与此有很大关系；表现在诗文中，那就为拯救元室而长言不止。这一点，在前面几章里已有充分论述，此不赘述。

然而，一触转仕之机，刘基便开始言短了。除了上述原因外，个人的处境及相应的心态是最重要的。

贰仕的心态，在刘基来说当是极其复杂微妙的。天下大势已定，不接受朱元璋的“礼聘”，会落下“抱材无所施”的终身遗憾，如若“变仕”，大节终是有亏。他毕竟还是进士出身。眼看着自己的同年之友“杀身成仁”，刘基是不可能无介于怀的。而在征聘及趋附的过程中，朱元璋粗暴的底色不时露出。刘辰《国初事迹》说：“在金华时，朱文忠用儒士屠性、孙履、许元、王天锡、王祎干预公事，闻于太祖，差人提取屠性等五人到京。内王祎、许元、王天锡以充书写，惟屠性、孙履诛之。”这会让人心寒。戴良较早感觉到这一叶之秋，一直在回避朱元璋的征召，并婉劝宋濂：“寄声奋飞者，当慎子所之。烟波渺无从，云路迥难依。云路多鹰隼，烟波有虞机。”[78]有人向宋濂进谏，也同样有人提醒刘基。当刘基与宋濂一行四人应聘往应天途中，好友徐方舟特地显身，“语数侵基”，是希望自己的好朋友回头是岸，可刘基只能沉默，并想拉徐“下水”。[79]在这种徘徊之际，刘基写《怨诗》自劝，为自己不能抱节死元作解脱[80]：

屈原沉汩罗，不忍弃其宗，苌弘志存周，宁为一己容？申生顾父爱，杀身以为恭。子车守明信，殉死安所从。之人岂不贤，揆道犹过中。

同时，他也真不能忘情元室。在赴南京的途中，作了一首《泾县柬宋二编修长歌》，宋濂和了一首《次刘经历韵》，两人互称对方在元时的官职，就深有意味。[81]甚至在晚年作《送宋仲珩还金华诗序》里，还敢提及，当年他与宋濂同至南京，同居孔子庙中，惟宋濂不介于怀，余三者均心下忐忑，似乎大节有亏。

然而，怀念与解脱的话是不能多说的，颂美新主的话更不想说，不说也罢（言短）。但刘基毕竟是文人，忍不住还是要说；这种隐忍心态，使刘基这个阶段的诗词多表现出隐晦、欲说还休的风格。如佐朱未几，他作《感兴》诗：

百年强半已无能，愁入膏肓病自增。千里江山双白鬓，五更风雨一青灯。繁弦急管谁家宅？废圃荒窑昔代陵。不寐坐听鸡唱尽，素光穿牖日华升。

诗中，丝毫看不到刘基投入新阵营后所应有的踌躇满志心情，反而是愁绪满怀。许多时候，他压根儿就不太想让人看得太明白。他后期诗歌，70%以上以《感兴》、《遣怀》、《遣兴》、《漫兴》、《漫成》等为题，等于是无题诗。

即使这样，也还为时人有所不容。与刘基同年考中进士的茶陵人李祈，在其《青阳（余阙）文集序》里先表彰了余阙的忠节，接着说：“使皆为世之贪生畏死，甘就屈辱，而犹靦然以面目视人者，则斯文之丧扫地尽矣。”[82]此处指的就是刘基。这可从成化年间礼部左侍郎刘定之为其先乡贤王礼文集所的序中见出。刘定之的序先表彰李祈与王礼（子让）的“弗以仕为心”，接着矛头直指刘基：“有与子让同出科目，佐舒穆噜主帅定吴越，幕府唱和，其气亦有掣碧海弋苍旻之奇，后攀龙附凤，自拟留文成，然有作嘻喑郁伊，扪舌骍颜，曩昔气澌渐泯无余矣。”[83]

这种攻击，并非个人恩仇，自有其时代背景。当时的士风，不仅入明之前竟相隐逸[84]，即便入明之后，在朱元璋“士不为君用可诛”的严酷政策下，还有很多士子想方设法逃离朝廷的樊笼。钱穆以为，明初修礼修史，忙不迭地一项接着一项，实是朱元璋挽留士子的用心，可每一项甫完工，士人即纷纷求去[85]。此前此后，这些人中，就不乏刘基的乡邦契友。比如说徐方舟、徐一夔、徐大年等。徐一夔自称刘基的门生；宋濂给徐大年的信中还明确反对他的求去[86]。在此风气之下，刘基留在朝中，也自是不宜多说。

澹归以“心”与“迹”的分别来解释刘基诗歌创作的前后异致，足资启迪。澹归的理解是，当元季之时，刘基蓄经济天下之志，而无以效力于天下，是有心无力，也就是“心至而迹不至”。不平之气，发于歌诗，或直抒心志，或刺实见志，或因事明志，或托诸孤愤感叹，连绵而不绝，因而“言长”。

佐明之后，虽有所作为，也列有功勋，即所谓“迹至”。但又很早被晾到一边；虽予爵禄，也不过二百四十担，且不能世袭，那就是“名与而实不与”。这是“迹至而心不至”，因而“言短”。

再者，刘基的理想远不止此。他转投朱明，倒不是贪念功名，他对名位并不曾十分在意过，他在意的是能够做什么，他本有将其至元、延祐理想施之于朱明的意味。他在元季写有一首《感怀诗》：

昊天厌秦德，瑞气生芒砀，入关封府库，约法惟三章。英雄不世出，智勇安可当。叔孙一竖儒，绵蕞兴朝纲。遂令汉礼乐，远愧周与唐。逝者如飘风，盛时安得闲。寤寐增永叹，感慨心内伤。

就反映了这种政治理想——既痛感由于元初诸儒文治不力，以至元代盛世难继，生逢季世，自己又沉沦下僚，没有机会施展抱负。钱穆评论道：“是伯温亦知元之规模，不得与吾之理想相符，而有其缺憾，并逆知其盛时之不常矣。然终以元之开国上比汉高，而特以制度礼乐之有愧，归咎于当时之儒生，其殆指许衡之徒乎。”[87]他把王佐理想寄托到朱元璋身上，但朱元璋的作风又与他相去甚远。如他屡屡向朱元璋进言，说“宽猛循环”，“霜雪过后，必有阳春”，[88]要求朱元璋行仁政，建立起一个礼乐儒治的政府[89]。可朱元璋却是一味从严，并不断强化个人集权。对于儒学之士，也是愈发的不尊重，屡屡嘲弄名臣老儒。如针对朱升一次误将宫音认作徴音，上纲上线到“近世儒者鲜知音律之学”。[90]他召集文臣登阅江楼作文，然后对他们的文章进行肆意的讥评，并自作一篇以为轨范[91]。可以说，刘基的理想入明后并没有得到实现。也可以说是“迹至而心不至”，也只合言短了。是以钱穆也说：“今读其遗文，想见其终赴金陵，出仕明廷，其心若诚有所屈而不获已者。则犁眉一集，殆亦于不获已之心情中而偶有撰写，宜其有如牧斋所云云也。”

这种情况，不独存在刘基身上，在宋濂亦然。宋濂虽然大部分作品写于入明以后，但这些入明以后的作品体现的“不再是不时流露出政治理想和抱负，言辞尖锐激烈的才子形象，而是表现出一副谦谦君子，言行谨慎的老臣之姿。这点只要看看其主持修纂的《元史》，一反以往正史编纂的传统，纪传均不作论赞，惟据事直书，具文见意，使善恶自见，准《春秋》及钦奉圣旨事意，即绝不发表自己对历史的看法和评论，惟钦奉圣旨事意是从，就可知道加入朱明统治集团后的宋濂，是多么地小心翼翼。”[92]

基于此，刘基在选编《宋学士文粹》时，所选文章，均出自宋濂元季所作《潜溪》诸集；刘基的序也基本上称引亡元欧阳玄为宋濂所作的一篇旧序而已，并没有作什么新的评论，并说之所以引而不作，是因为“其言尽矣至矣”，不必再加以品评。其实，刘基这样做，也有其特殊的背景，就是时人已有将宋濂之文一分为二、扬前抑后的做法了。如贝琼作《青萝山房歌》，只称颂宋濂入明前的山居之作。杨维桢《潜溪续集序》说：“客何以山林、馆阁歧宋子之文而求之？”并说应该将宋濂山林之文与馆阁之文一样高视，也间接反映了这一点。揭傒斯之子揭汯为宋濂《翰苑集序》（入明后作）所作的序也作如是观。如此看来，刘基的“言短”，并非一己之性情，亦关乎其时代。

不过，刘基诗歌主题与风格的前后异致，从某种意义上也可看作一致基础上的异致，即从总体上讲，他保持了对身世感触的叙写，只不过身世感触变了，写法也得做相应调整，或许以前可以用直笔，现在得用曲笔了。

以刘基与宋濂的唱和为例。他们都深怀用世之心，理应互相砥励，可是我们看不到。那是因为他们相知太深，在明初险恶的环境中，彼此需要的反而是出世的安慰。他们的唱和有时候是有意为文，将所咏对象虚拟化与概括化，刻意作奇。《二鬼》就是很好的例子。

从来文章评说《二鬼》，都说反映了刘基与宋濂在朱元璋的牢笼之下，郁闷不展的情怀，徐朔方先生还作专文钩沉索隐[93]。但是，诗中描述的那种天下动荡、神州疮痍的景象可能是朱元璋治下的状况吗？只可能是元季的社会现实。结邻与郁仪“相约讨药与天帝医”，这天帝，也应当是求治的元顺帝而非革除元命的朱元璋。后来天帝捉住两鬼，“养在银丝铁栅内……莫教突出笼络外，踏折地轴倾天维”，这个天帝，则非朱元璋莫属了。在元顺帝眼里，刘、宋不过无名之辈，即便是朱元璋，也要等到刘、宋后期，有了相当的功绩与地位，他才会有这种担心。结尾引向“依旧天上作伴同游戏”这样一种退隐的姿态，一方面是想功成身退，另一方面是欲脱身远祸。

问题是，诗中的这个上帝一会儿元顺帝，一会儿朱元璋，而且似乎还有其他的影子在，怎么才能自圆其说？坐实了想，就是一方面刘基想表现他与宋濂在朱元璋的控制之下，大志难伸的情怀，另一方面又不敢说得太直截，故借天帝以言之，而且这天帝的特征也不能比附得太真切。这种手法，也是历代诗人所惯用的。比如说，唐人经常借汉时故事以言当下之事。这是一种叙述上的便利。同样，他对一些事件的例举，也说得不象当世之事。当然，儒者以道事君，也不排除这上帝就是道统的人格化。

再者，在写作过程中，刘基感怀身世，也不可能把“郁离”、“结邻”简单地比附为他与宋濂，而是更为复杂的抽象复合体。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刘基在其它诗篇中，多次塑造了“结邻“、“郁离”或者相似的形象：在《步虚词》五首中有“郁华开赤殿，结邻炫黄文”之句，在《次韵和石末公七月十五日夜蚀诗》中有“黄文、结邻上诉帝，赐以小戎骖牡骘”之句。这些诗篇，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刘基在为他的理想而奋斗过程中，他希望有一个共同奋斗的伙伴；在现实中找寻不到出路时，他们寄希望于上帝。因此，我们可以把《二鬼》里的“郁离”、“结邻”看作是这些形象的一个自然发展，在这个发展脉络中，“郁离”自然不是一时一地的刘基，“结邻”也并非纯粹宋濂的形象。这样，整首诗有虚有实、有具体描绘又有抽象概括，既积极入世又作出世之想，兼之刘基又刻意作奇，从而散发出阵阵奇幻的光辉。后世贤哲，比如说梁启超等，对此都是惊叹不已，就在于它既昭示了刘基作为志士的宏大理想与抱负，也充分体现了刘基作为文人的过人才华[94]。

刘基后期许多诗歌，都象《二鬼》一样，想说，又不敢直说。象《青萝山歌寄宋景濂》、《寄宋景濂四首》、《潜溪图歌为宋景濂赋》等，完全是写他们在山间生活的情景，而入明之后，他们哪有过这种机会？——刘基是在以想象对抗现实。知人论世，我们必须重新评价刘基后期诗歌意义。此时，刘基已非复志士，有意歌诗是他后期创作的一突出特点；而作为一个志士诗人，这些诗歌显然呈现不出太大的特色来，也难以有太高的成就。

由此我们看到，刘基诗歌固然是前后异致，但并没有出现前后断裂的情形，它们都如实反映了刘基在不同时期的心境和形象。前后两个时期都有过人之作，但成就高下仍是显然的。刘基虽本质上还是文人，但他的追求是事功的；诗歌则是这种求而不得的表现和补偿。前期求而不得，刘基尽可以“长言之”，从诗歌这里得到表现和补偿；后期在似得非得之间，而环境又容不得他尽情地表现和求偿于诗，只能“言短”，那他的诗歌，就象明灭闪烁之火，无法再亮丽耀眼了。

第四节刘基诗歌创作与浙东诗派的关系

胡应麟说，“国初吴诗派昉高季迪，越诗派昉刘伯温，闽诗派昉林子羽，岭南诗派昉于孙蕡仲衍，江右诗派昉于刘崧子高”，[95]认为刘基开启了明初的越诗派。台湾学者龚显宗则认为刘基及其开启的越诗派影响了有明一代的诗风[96]。

自胡应麟提出明初诗分五派说之后，后世展开论述的不多，尤其是对越诗派，因为诗名掩于文名，其派系状况更加不清楚；直到当代，才有少数研究者论及，如王学太的《以地域分野的明初诗歌派别论》等[97]。

元代以来，由于科举不兴，文化中心不明，事实上形成了文化上的南北分隔；后又为战乱所阻，文人之间往来不便，风气不远，因此易于形成以地域相尚松散的文学流派。越诗派就是如此。越诗派又称浙东诗派，王学太等人将其地域具体界定在婺、越、温、处、衢、台浙东六郡，即今浙东八市一带。这种界定，是有道理的。从自然条件上，浙水东西区别既大，文物风气，亦复有别。自宋以来，浙东就是理学渊薮，金华、永嘉、永康三大学派，影响深远。最重要的是，派以人兴，当时“国初闻人，率由越产”，但主要产自浙东，并形成强大的浙东文人集团。如果具体列名的话，可以刘基、宋濂、朱右、徐一夔、苏伯衡、张丁、徐舫、王袆、方孝孺等人为代表[98]。

入明前，浙东诗人散落各处，他们的风尚取决于地域文化；入明后他们在一起诗酒唱和，互相推举，相互影响更为直接和强烈。如前述宋濂、刘基、桂彦良与朱元璋论天下儒士，推来荐去，还是未出浙东范围。浙东文人集团主持朝廷文制，所用也多为浙东士人，如宋濂总纂修《元史》及后来修礼书，召入者就多是浙东之士。承此机缘，往来唱和，濡染之下，彼此间虽没有严格的师承关系和共同的理论主张，但价值取向与风格特征还是很一致的。而在这些一致之处，刘基无不居于先导的地位。

其共同点之一是主明道致用。如宋濂说：“文者非道不立，非道不充，非道不行”，[99]“文之所存，道之所存也；文不系道，不可作焉”，[100]“文之至者，文外无道，道外无文”。[101]对元季尚奇之风，宋濂也与刘基一样持反对态度：“濂颇观今人之所谓诗矣，其上焉者，傲睨八极，呼吸风雷，恒以意气奔放自豪；其次也，造为艰深之辞，如病心者乱言，使人三四读终不能致其意；又其次也，傅粉施朱颜，燕姬越女，巧自玄鬻于春风之前，冀长安少年为之一顾。诗而至斯亦可哀矣。”[102]浙东派其他诸家也多持相近观点。他们在主持编纂《明史》，一改史学传统，合儒林与文苑为一，就是这种精神的集中体现。

刘基提倡“文以理为主”，较之简单地提文与道的关系，更具时代的特征，对后世影响也更大。文以载道，是一个传统的命题。进入宋世，儒家的道学逐渐表现为理学，在元代，理学终于成为儒家正统，学者论文与道的关系，也就逐渐表述为文与理的关系。刘基就是其中一个自觉者。刘基也是“文以理为主”的坚定维护者。他抨击元末诗风的轻靡：“以哦风月、弄花鸟为能事，取则于达官贵人而不师古；定轻重于众人，而不辨其为玉为石。昏昏怓怓，彼倡此和，更相朋附，转相诋訾，而诗之道，无有能知者矣。”[103]对元末诗歌的另一风尚——夸逞怪奇之作更加以反对：“武帝英雄之才，气盖宇宙，而司马相如又以夸逞之文侈之。然后仅克有终，文不主理之害，一致于斯。”[104]刘基鲜少与沉溺于文的吴中士人往来，在坚持“文以理为主“的观念上，显得要比宋濂他们坚定得多。

浙东派的第二个共同点是倡言复古。刘基自己颇多复古之论。他在《季山甫文集序》说：“是时诸公方留意举业，未暇及古文也。”称季氏之诗文：“彬彬济济，方驾古人，下视场屋组缀之文，不啻如麒麟、凤凰之于晏雀、鼢鼠也。”这里是就文体而言。在《照玄上人诗集序》中则明确要求从精神上师古：“今天下不闻有禁言之律，而耳闻目见之习不变，故为诗者，取则于达官贵人而不师古。”他认为国家强盛统一，王气雄厚的时代，就是文章气盛的时代：“皇元混一宇宙，文物之盛，追配隆古……其所为诗，莫不古雅峻洁而有奇气。”

刘基的复古之论，在浙东派中比较引人注目。浙东派的复古之论往往不是自张纲目，而是通过推奖他人的复古文章表现出来，反映出一种群体的氛围和观念。刘基算得上这一群体的中心人物。刘曾基应宋濂之请为其师吴莱《渊颖集》作序，说：“予尝悲今为文章者皆不如古，及见宋君景濂而服之，尝为序其文章以命后进。又每慨叹舆图之广，生养休息非一二世，何太平遗老就尽，漠乎无有继者，而天独私于宋君也。及今年宋君以其师吴先生之遗文若干卷示予，一读而骇，再读而敬，三读而不知神与之接，融融瀁瀁，不知其旨之、乐之、咏之、叹之也。于是乎乃知宋君之所以过人者有自来也。”唐肃作诗赠徐一夔：“我昔居处州，友有徐一夔。好为古文章，自矜少所推。每论其乡人，屈指二三希。云有善诗者，姓郭字公葵。不习时所好，刻意追古词。前后数百篇，一一皆珠玑。”[105]徐一夔、郭公葵均刘基好友，刘基曾作《寄陶中立郭公葵叙旧言怀》，情见乎辞；徐则自称刘基门生[106]。

浙东派第三个共同点是，与整个元代崇唐抑宋的风气相抗[107]，不仅不排斥宋诗，而且还常常予以高评。宋濂虽然一意复古，认为唐宋文章无非三代之文的流亚，但比较而言，他还是认为，“自秦以下，文莫盛于宋，（宋之文莫盛于苏氏）。”[108]而且在创作上也如王袆所言步趋韩欧：“景濂于诗，亦全力为之，盖心慕韩苏而具体者。”[109]对此，戴良更从理论上加以总结：“唐诗主性情，固于风雅为犹近；宋诗主议论，则去风雅远矣。然能得夫风雅之正声，以一扫宋人之积弊，其惟我朝乎！”并认为这些风雅之诗，“其格调固拟诸汉唐，理趣固资诸宋氏。”[110]刘基论历代文学，对宋代文学的评价非常高，说“欧、苏、曾、王出焉，其文与诗追汉、唐矣”；南宋虽然因为理学之气见排朝廷，钟在草野，稍有逊色，评价仍然是肯定的。他自己的诗歌创作也充分体现他的理论主张，许多篇章议论纵横，所受宋代文风的影响很明显[111]。

从明代诗歌的发展来说，从台阁体到复古派，浙东派的重道与复古观念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在这种影响上，均绕不过刘基。综上所述，一方面，无论重道与复古，刘基对浙东派的影响都是非常明显的；另一方面，刘基以其创作实绩与身份地位，提升了浙东派的影响力。有人认为，元末明初的文学流派，本来就松散，系于一人，更是不宜[112]。在我看来，胡应麟说“越诗派昉于刘基”，是恰切的，刘基在浙东派中的地位与作用也就体现在一个“昉”字上。

刘基与宋濂并为浙东文人集团的领袖人物，这种领袖地位，自然给浙东文人以大的影响。这从刘基给时人所作的一些赠序的口气中也可见出。如《送黄叔暘归金华觐省序》、《苏平仲文集序》等，都是站在尊长的立场，以示提点期望。

宋濂虽然也是文坛领袖之一，但在诗歌方面，他只能让贤于刘基；在整个浙东文人集团的诗歌创作中，刘基都是独步的。以四库全书所收明初浙东文集为例，《胡仲子》集10卷，诗只有寥寥数首；《王忠文集》24卷，诗赋合共3卷；《文宪集》，诗也只有2卷。而刘基《诚意伯文集》二十卷，诗多达18卷1300余首，比前面几家的总合还多。对于以前后七子为代表的明代文学复古运动，有论者认为刘宋诸人有“骅骝开道之功”，[113]施之于刘基固然，施之于宋濂，则不尽然了。

再者，作为越诗派的领袖人物，刘基诗风虽然前后异致，但主张明道致用，追求盛世宏文这一点始终没有变异，并且影响深远。从后世刊刻刘、宋文集所作的序跋里我们可以看得到其影响。这种文学思想，即便在浙东派走向衰落以后，仍被奉为正统，并为后起的江西派所继承和发展[114]。龚显宗《明初越派批评研究》甚至认为以刘基为代表的浙东派，影响了有明整一代的诗风。

刘基在朝野的地位，对于浙东派的形成、发展以致最后的式微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由于从生活氛围、思想情趣到创作风尚，浙东派都与吴中派截然不同，并思想文化方面对吴中派进行攻击。如刘基与朱元璋论当世文章，根本不提吴中文人[115]。宋濂与王彝，也均曾对吴中诗风进行猛烈抨击[116]。进入洪武初年，浙东文人更是凭藉显赫的政治地位基本垄断了文坛。比较而言，其他几家，如闽诗派的宗唐，并非一家创见，而是整个元代诗歌创作的一个传统，而且他们也人微言轻，影响并不大。江西诗派主雅正敦厚，可谓台阁体的先声，但没有特出的成绩。朱彝说刘崧的诗“句锼字琢，颇具苦心，惜其体弱局于方程，不能展拓。于唐，近大历十子；于宋类永嘉四灵；于元，最类萨天锡。”[117]岭南诗派偏居一隅，从在地域文学史来看有其不可磨灭的地位，但与吴越二派实难相提并论。吴中派虽然声势大，成就高，影响也大，但政治上与朱明不谐，入明以后，声气渐息。在明初影响最大的，自是非越派莫属。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科举制度推行，刘宋老去；尤其是靖难以后，浙东派最伟大的传人方孝孺被诛灭十族，后继乏人。胡应麟说：“五家才力咸足雄据一方，先驱当代，第格不甚高，体不甚大耳。”[118]差不多用一棍子打死的办法来说明明初各派的难以继往开来。客观的社会环境也发生了变化，科第仕宦取代地域关系，成为文人士大夫之间最主要的联系纽带，此后的文学流派，如茶陵派、复古派等，主要以同僚关系为联系纽带，成员构成具有了全国性，越诗派作为地域性的文学派也必然要渐渐淡出历史舞台了[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