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暨历史语言通讯

作者 京都静源 教授/文学博士

第二节对“汉学”及其相关概念的考察

汉学，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时代曾有种种名称。据笔者的统计和研究，大致有以下十种名称， 现分别予以详细地说明如下：

第一、汉学

汉学，即英语中的“Sinology”，又被称为传统汉学、古典派汉学，一般认为是指对中国古代语言、思想、历史和文化的研究。汉学的概念在19世纪才正式形成，其中，1838年才开 始产生以“Sinology”一词用来说明“汉学家”这一概念。而以“Sinology”来指代汉学，德国汉学家福赫伯博士(Gauting Herbert Franke)曾在《对欧洲汉学史的一些看法》一文中提出：“在1882年才正式出炉。”见Gauting Herbert Franke提交台湾主办的“1 992年欧洲汉学史国际学术会议”的论文，古伟瀛译。

日本汉学家福井文雅博士在《欧美的中国研究史》(《欧米の中国研究史》)一文中引证：“ 以法语来写为Sinologie，以德语来写为Sinologie，以英语来写为Sinology或者是Synology ，发音既使是有点变化但总有一点是共同的：在以Sino(支那)作为语源这一点来说是不变的 。”福井文雅《欧米の东洋学と比较论》，隆文馆，平成3年。

有一种相当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顾名思义，‘汉学’，应该是所有有关中国的学问。”王佳晴《美国的中国学研究述评》，见《历史研究》，1993年第6期。这种说法是不切合实际的。

“汉学”在中文里的意义有三种：

①指汉代的学术以及对汉代的学术和思想、文化进行研究的专门之学。

②指和“宋学”相对出现的、专指以阐述汉代的学术和思想、文化为核心、并以汉代的官方 传统经学的治学方法为工具的一种研究古代文化、思想和学术的专门之学。

③指外国人对中国古代文学、历史、哲学和文化进行专门研究之学。

因此之故，“汉学”是不能理解为“所有有关中国的学问”或“汉民族之学”，而且把“汉学”理解成“所有有关中国的学问”实在是出于无知。因为中国是个大概念，西藏、西夏和蒙古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现在国际上正成为显学的藏学、西夏学、蒙古学、满学等等也是属于“所有有关中国的学问”之一的，但他们绝不是“汉学”!

以为“汉学”是“所有有关中国的学问”这一“泛汉学”现象和以为“汉学”只是“汉民族 之学”这一“大汉学”现象都是要不得的。都是对“汉学”本义的误解。这是我在此要特别 强调说明的两点。

但是，汉学家本人的确有过在大学里讲授“所有有关中国的学问”的时代。已故哈佛大学(H arvard)历史学教授杨联陞博士曾说过这样的话：“早年在美国的大学里教汉学的中国人就象杂货店里的打工的小伙计。”杨联陞先生之语为余英时先生向笔者转述。但这是就当时汉学教学的实际情况来说的，或许正是在此意义上王佳晴博士才有上述之说。而这一现实和汉学的定义并无直接关系。

还有一种观点以为：过去使用的“汉学”概念过于狭小，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变化，只有“中 国学”这一概念才能和实际情况相一致。亦即以为：“把Sinology的中译名订正为‘中国学 ’，其必要性绝对不可等闲视之。”《世界中国学家名录》，科学文献出版社，199 4年。

又见萧师毅氏《德国的汉学研究》：“汉学为中国学之一部分”。萧师毅《德国的汉学研究》，见《世界各国汉学研究论文集》，台湾(伪)国防研究院，1962年。

试问：一门学科的名称和中译名怎能如此订正来、证正去?任何一门学科的内容都会和时代 的发展相一致而发展，难道都要重新订正一下名称?在过去数百年中使用“汉学”并没有出现任何误解，后来出现“中国学”、“中国研究”或“中国问题研究”等名称后，如果在使用中前后二者有矛盾，只能是后人对“中国学”、“中国研究”或“中国问题研究”之研究内容和所下定义的失误。和前人所使用的汉学、和“Sinology”本身之定义和研究内容是无关的。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编纂出版的、堂堂的《世界中国学家名录》一书居然如此不合逻辑。而且，该书对日本汉学家的介绍实在不能使人相信这就是出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所掌握的情况?

我个人主张以“古典派汉学”和“现代派汉学”两个术语来说明“汉学”和“中国学”的区 别和联系。其中，前者又可称为传统汉学，后者又可称为中国学。研究藏学、西夏学、蒙古 学的学者不应称其为汉学家或中国学家，尽管西藏、西夏、蒙古一直是中国的领土之不可分 割的一部分。但是，对学科的定义及使用范围的区别和国土所属是不同内容的两个概念。当 务之急是清理汉学、中国学学界中的上述我所谓“泛汉学”现象和“大汉学”现象，使学者 对定义的使用规范化和准确化。

1814年12月11日，西方汉学史上第一个汉学讲座在法兰西学院(College de France)正式设 立，并由法国著名汉学家雷慕沙博士(Jean Pierre Abel Remusat)来主持此一讲座。这就是作为“Sinology”意义上的汉学在西方的起点。令我感到遗憾的是：冯燕氏编著的《近三十年国外“中国学”工具书简介》一书中却声称：“大约从本世纪起，国外已经建立了比较科学的中国学研究。”冯燕《近三十年国外“中国学”工具书简介》，中华书局，198 1年。

这里所谓的“中国学研究”如是指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博士(John King Fairbank)的“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或许是正确的。但该书作者指的显然并不是这一意义上的“中国学研究”。因此是不适当的。因为和上述所述事实不相符合。

第二、儒学

儒学，在英语中一般被称为“Confucianism”(或“Confucianist”)。在东西方儒学史的研究 中，儒学并不是对中国古代儒家思想的特定说明。中国儒学之外，朝鲜儒学(如，退溪学)、日本儒学(如，朱子学、阳明学)等等也是儒学史的研究范围之一。但是在汉学史的研究中，儒学在古代东亚社会里，特别是在古代日本和朝鲜，作为汉学的一种指代，则是指对中国古代传统的儒家思想进行专门研究之学。朝鲜儒学(如，退溪学)、日本儒学(如，朱子学、阳明学)等等则是朝鲜思想史、日本思想史的研究范围，汉学史研究只可参考其部分资料，不必顾及其全体。具体地来说有所谓“支那儒学”的概念，实是“支那思想史专题研究”的简称。在中国学术界，对儒家、儒学、儒教的具体定义和使用区分至今仍时有异论出现，作为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最为重要的核心基础，“儒学”的概念为国际汉学界所通用。其主要内容是以传统的十三经为核心、以历代思想家们的经学著作为辅助而展开的对古代中国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哲学等方面的研究和著述。这也是我所理解的汉学史意义上的儒学。

但是，在古代的东亚社会里，儒学确实曾是汉学的特殊名称。在古代的日本、朝鲜、越南等 国，接受儒学和研究、解释儒学是了解汉学的一个途径，并且由此又开始了对中国政治、经 济、历史和文化的了解。直到今天，在亚洲，在欧洲，在美洲，儒学仍然被看作是汉学的核 心组成。与儒学有关的训诂学、文字学、汉清朴学、宋明理学等等仍然是汉学研究的重要的 代表。

第三、华学

华学本来是从俄罗斯汉学史中产生出来的概念。在俄语中以“Китайстика”来表示。但其具体形成时间则迄今不甚了解。这一词是由俄语“Китайский”即“华夏 ”一词发展而来的。因为中俄边界和所处地理位置的关系，华学最初不但指对古典汉学的研究，也包含了对中国的西北史地之学、蒙藏之学的研究。特别是在清代中、后期，为适应俄罗斯帝国的侵华政策，俄罗斯的学者们和传教士们对中国近代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思想，以及中央政府和边疆地区的所属关系等方面进行了比较系统地研究，称之为“华学”实是有华夏之学、中华之学含义在内的。这就是俄国的汉学被称为华学的根本原因吧。如，俄罗斯帝国时代著名汉学家比丘林教士(Ъичурин Я．Иакинф)就是以汉学、蒙古学、中亚史研究为中心的学者，由此又形成了俄罗斯汉学史上著名的比丘林学派。

但是，在中文中亦有“华学”这一概念。1861年，清代的留学生郭栋臣氏在意大利时，曾以意大利文著成一书，中文书名命名为《华学进境》。此书以对中国社会和传统思想的介绍为主。目的是为来华传教的意大利教士们而作的介绍中国国情的小册子。但郭栋臣本人是基督教信徒，这一概念从何而来，难以定论。

第四、支那学

“支那”这一概念，从语源学上讲，来自梵语佛教典籍中的“Ch’in”一词。其本意是“秦 ”，它是古代印度用来指代中国古代秦王朝的专门术语。在古代印度的史诗《摩诃波罗多》 (《Mahabharata》)一书中已有“支那”一词出现。这就是今天英语世界中“China”一词的直接来源。在西方汉学史上，德国汉学家李施霍芬博士(Ferdinand Richthofen)曾主张“Ch ina”一词来源于今天的越南地区。此说也许有点根据吧。因为秦汉之际的社会动乱之时，曾有不少中原人避难来到当时的安南(即今天的越南)地区。英国汉学家拉考派瑞博士(Terri en de Lacouperie)以为起源于今天的云南地区。但他是以上古时代云南·印度贸易来往的历史角度来定论的。如能成立的话，也只说明印度的“Ch'in”即是由云南传入的“秦”。法国汉学家考狄博士(Cordier Henri)甚至认为《旧约全书·伊赛亚书》第四十九章中的“Sinim”就是指“Sin”、“Sinai”，即指中国。此说的成立没有充分的汉文史料的证据，只说明了比较语源学上的一个可能性问题。

日本汉学家岩村忍博士在《13世纪东西交涉史序说》一书中说：“但是，有关‘Sin’、‘Sinai’等语源的通说，都把‘秦’作为其起源。此说是根据‘秦’的北京音ts'in(通俗的c hin)而来。这一音中的ch的发音是由不发ch音的阿拉伯人传向欧洲成了Shin、Thin的发音，更进而形成了Sinae、Thinae的发音。”岩村忍《13世纪东西交涉史序说》，三省堂 ，昭和14年。

在古代语言世界里，“支那”一词又有“Sin”、“Sinai”、“Sinae”、“Thin”、“Thi nai”等读法。日本汉学家青木富太郎博士在《东洋学的成立及其发展》(《东洋学の成立とその发展》)一书中以为：“‘支那’的语源分为两支，一支是由陆路传来，读音为Seres或 Serike。一支是由海路传来，读音为Sin、Sinai、Thin、Thinai。”青木富太郎《东洋学の成立とその发展》，萤雪书院，昭和15年。日本汉学家石田干之助博士在《欧洲的中国研究》(《欧人の支那研究》)一书中也曾持有同样的观点。这一考证是可信的 。本书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才把东西方汉学发展史按地理位置分成环中国海诸国(所谓“一支是由海路传来”)、丝绸之路诸国(所谓“一支是由陆路传来”)和新大陆诸国(和“一支是由海路传来”的相同)三个汉学文化区的。

因为丝绸之路开启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关系，“支那”和“丝绸”的含意紧密相关，并一度成为“丝绸”的代称。而“China”一词又有陶器的意义则又在此之后了。张静河氏《瑞典汉学史》中也介绍说：“希腊语明确地称中国为Serices，称中国人为Seres。在拉丁语中，中国被称呼Sen，中国人则被称为Sinai。两种名称都是从西方人称中国丝绸为Serikon或Seric um演变来的”。张静河《瑞典汉学史》，安徽文艺出版社，1995年。

这里，希腊语中的“Serices”、“Seres”和拉丁语中的“Sen”、“Sinai”，以及“Seri kon”或“Sericum”的概念，都和“Serindia”之名有关。从语源学的角度上来说，“Seri ces”、“Seres”、“Sinai”、“Sinae”、“Serikon”、“Sericum”、“Serindia”、 “Sen”等都有一个共同的词干“Ser”。而“Serindia”一词在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历史学 家笔下，如，著名的《地理学》(《Geographice Hyphegesis》)一书，指位于古代中国和古代印度之间的地带。这一地带即所谓的“西域”和“中亚地带”。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地区，这一地带自古以来就是来华和去欧的中西交通必经之路，进而也是汉学和西方各国、中亚各国进行文化和思想交流的一个窗口。本世纪初的汉学家们的中亚考古、敦煌学的兴起等等，都与此有关。

“支那”一词在古籍中有种种不同写法，以我之所见共八种。如下：支那、至那、脂那、摩 诃支那、莫诃至那、震旦、振旦、真旦。而日本人开始使用“支那”一词，则是从晚于印度 人千百年之久的江户时代中期开始的。在此之前的12世纪初期曾出现“印度支那”一词。 但是以“支那”来指代中国却是开始自江户时代。“支那”一词的确是因为日本人的使用而使其流传日益广泛。最初，在日本汉学界出现的是“支那哲学”而非“支那学”。时间是18 81年9月，东京大学正式设立了“印度及支那哲学”的教学科目。1907年，以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教授狩野直喜博士、高濑武次郎博士为首成立了“支那学社”，1920年开始又发行了 《支那学》刊物。日本汉学家三浦国雄博士在《中国研究：这五十年的哲学·思想研究》(

《中国研究この五十年·哲学·思想》)一文中曾指出：“称呼为‘支那学’则是京都学派的学者们以清代考证学为主、力图确立中国哲学研究的近代化的立场。”

三浦国雄《中国研究この五十年·哲学·思想》，见《日本中国学会五十年史》，汲古书院，平成10年。

因此，支那学的出现和京都学派有直接地关系。从学术史的意义上说，它反映了京都学派的 汉学家们以清代考证学为核心、使传统汉学走向近代化的一种努力。而京都学派的汉学家们 上述倾向的由来也许可以上溯到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第一任教授狩野直喜博士的老师、东京 大学文学部教授岛田重礼博士那里。见《东京帝国大学学术大观》一书中的记载：“岛田重 礼……开启了把经学研究向新兴的支那学研究的倾向，在他的门下出了狩野直喜、服部宇之 吉两大家。……可以说岛田重礼是现代日本汉学界新兴的支那学研究之父。”《东京帝国大学学术大观》，国际出版印刷社，昭和17年。

在支那学社成立之前，以东京帝国大学为中心，曾先后成立了“东亚学术研究会”和“经学 研究会”，以后又合并为“斯文会”，并发行了《汉学》、《斯文》、《东亚研究》等刊物。到支那学社和《支那学》刊物出现为止，以支那学来指代汉学、中国学的现象正式形成。1945年以后，以“支那”称呼中国、以“支那学”称呼汉学和中国学的现象，已被日本政府停止使用了。

第五、中国学

目前为止，中国学的英译一般是“Sinology”，也有使用“Chinese Studies”的。无疑， 这增加了对此两个概念理解的混乱。我在前面对“汉学”定义的研究中已经涉及到了这一概念。实际上：在汉语的传统中，有一种以国家之名字来代指研究该国之学术思想和文化的简单定义现象。如，把研究和美国有关的种种学科统称为美国学，把研究和日本有关的种种学科统称为日本学，把研究和古希腊有关的种种学科统称为希腊学，把研究和印度有关的种种学科统称为印度学……但是，古希腊专有逻辑学这一术语，逻辑学和希腊学是否一致呢?瑜珈学是古印度的一门专有学科，是否也要等同于印度学呢?这就如同把汉学和中国学的概念混同起来一样。

发生这一误解原因是：现代汉语中的上述以该国之名来代指研究该国之学术思想和文化的简 单定义现象所造成的。这是汉语的不周延处之一。我们今天没有人把逻辑学等同于希腊学、 把瑜珈学等同于印度学，却有那么多人把汉学等于中国学!这就很奇怪了。

我不认为有所谓的“中国学”存在。如上所述：

如果有关中国的一切研究内容或学问都可以称之为中国学的话，是属于定义不当，被定义的 内涵太小因而该定义的外延也就太大、太广、太泛。把汉学、中国研究、东洋学等等称为中 国学只是一种出现在汉语中的、人们使用语言上的一种方便而已。

当然，“中国学”和所谓的“中国学会”似乎并无直接关系。在日本就有所谓的“日本中国学会”这样的组织存在，其人员是以中国语学、中国文学、中国哲学为研究的中心内容。就 其研究内容来说，这和费正清博士的“中国研究”的“中国学”并不是一个概念。日本中国 学会成立于1949年10月。在其成立之前有所谓的汉文学会、汉学会、支那学社、斯文会、东亚学术研究会等等组织存在。但目前则是为日本中国学会的出现所取代。日本中国学会在成立之时，曾在《日本中国学会报·发刊辞》中说：“日本中国学会的成立，确立了日本汉学界的有关中国哲学、语学、文学诸多学会的联合。”《日本中国学会报》，第一辑 ，1950年。

该学会目前是日本汉学界人数最为众多的汉学家团体。

当然，汉学、支那哲学和支那学三种名称在日本学界的存在，还反映了当时日本学界的以下 倾向：称呼为“汉学”代表了当时日本学界中维护儒家体制的护教主义立场，称呼为“支那 哲学”则是以西洋哲学来解释中国古代哲学的立场，称呼为“支那学”则是京都学派的学者 们以清代考证学为主、力图确立中国哲学研究的近代化的立场。这是三浦国雄博士在《中国 研究：这五十年的哲学·思想研究》一文中十分精湛的分析。

日本中国学会历届理事长和任期如下：1949年至1958年，加藤常贤博士为第一任理事长。19 59年至1962年，吉川幸次郎博士为第二任理事长。1963年至1964年，内野熊一郎博士为第三任理事长。1965年至1966年，福井康顺博士为第四任理事长。1967年至1968年，宇野精一博士为第五任理事长。1969年至1970年，小川环树博士为第六任理事长。1971年至1973年，目加田诚博士为第七任理事长。1974年至1976年，赤塚忠博士为第八任理事长。1977年至1978年，木村英一博士为第九任理事长。1979年至1980年，池田末利博士为第十任理事长。1981年至1982年，金谷治博士为第十一任理事长。1983年至19 86年，山井涌博士为第十二任理事长。1987年至1988年，伊藤漱平博士为第十三任理事长。 1989年至1990年，楠山春树博士为第十四任理事长。1991年至1992年，户川芳郎氏为第十五任理事长。1993年至1994年，伊藤漱平博士为第十六任理事长。1995年至1996年，石川忠久博士为第十七任理事长。1997年至1998年，户川芳郎氏为第十八任理事长。1999年至今，福井文雅博士为第十九任理事长。

第六、中国研究

有相当多的中国学者把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称为中国学。这就如同把希腊哲学、希腊神话和传说学、希腊史学、逻辑学等学科统称为“希腊学”一样。在涉及到具体学科的定义时，以国名来命名是不可取的。其实，费正清博士开创的所谓中国研究，最初由于受到欧洲汉学家们的反对才使得他独立门户的。因为他的这类研究是从过去的所谓“领事馆汉学 ”中发展而来的。即：为了了解中国的政治，在华领事馆人员定期向各自国家的政府机构写有关中国政府和国内情况的分析报告，以此作为向本国政府提供的对华政策参考。当时的以传教士为主的汉学家们把这类分析报告戏称为“领事馆汉学”。

因此之故，在1939年以前的美国汉学界，费正清博士的中国研究一直被正统的汉学家们视为左道旁门。这一“门户之见”的现象至今仍存在着。而1940年以后才开始出现中国研究“Ch inese Studies”走红美国汉学界的现象。

但是，把“Studies”作为“研究”来理解的话，“Studies”前面的“Chinese”应该是研究的具体内容。而这内容是作为学科来说大得无边的概念“中国”，研究中国的什么?或说对中国的什么进行研究?这是我们要问的问题。实际上，“Chinese Studies”只是个使用范围很大的一个外延，因为其内涵太小。这一词语的使用和国内学者对中国学、日本学、美国学、印度学、希腊学的使用一样，既不着边际又过于空洞。从英语对学科命名的习惯来看， 把“Chinese Studies”译为汉语中的“中国学”或“汉学”都不符合英语中对学科命名的传统作法。

实际上，费正清博士的中国研究是以对外交、政治制度、国际关系三者的研究为其核心内容 的。艾威斯博士(Paul M. Evans)在《费正清和美国的现代中国研究》(《John King Fairba nk and the American understanding of modern China》)一书中说：“以外交史和制度史为方法，以近代中国为主题，以中国材料为原始资料，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新颖结合……它并不受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汉学传统的影响。”Paul M. Evans 《John King Fairban k and the American understanding of modern China》，陈同、罗苏文、袁燮铭、张培德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

费正清博士的这一研究方法是属于现在所说的外交学、政治制度学和国际关系学的三位一体 之学，既不能统称为中国学，也不能名之为汉学。这完全是和今天所谓的“国情研究”相一 致的一门学科，如果有“国情学”这一名称的话，以“中国国情学”来称谓是比较合适的。 (但是，他的清代史研究论著不在此范围中。)

其实，把“Chinese Studies”译为中国研究是很合适的，但一称为“学”就不周延了。我们有的学者把不该称为“学”的反而去以“学”来称之。如果把中国研究作为汉学中的一个新的课题、新的专题研究来看待的话，我会接受的。因为任何学科的研究内容都是在不断发展的。门户之见是不对的。但任意把某一专题研究称为“学”也是不适当的。

在日本汉学界，最近又有所谓“现代中国学”的概念出现。如，加地伸行博士就专门写有《现代中国学》一书。但是他是把费正清博士开创的所谓中国研究“Chinese Stud ies”作为一门学科来理解的，即所谓的“现代中国学”。同时也为了和汉学、和“日本中国学会”意义上的“中国学”相区别而使用的。

第七、东方学

东方学“Orientalogy”这一概念是从地理位置的东方而来的学科名称，概指一切和东方国家的文化和文明有关的学问。这也是一种泛指，和上述中国学、印度学、日本学、美国学的得名一样，但这一概念得名于西方世界，是指相对西方来说的、从地理上的东方而形成的、研究东方的文化和文明的学科。

在拉丁语中，“东方”一词是“Oriens”，和英语中的“东方”一词“Orient”都有共同的词干“Orien”。而这一词根的意义有表示方向性含义在内：作为动词使用时可解作定位、定向。作为名词使用时可解作日出、升起，并由此又可以作为动词意义的日出、升起来使用。在日语中，“东”的意义又有起源、本源意义在内。这和《周易》哲学中的“帝出乎震。震者，东方之卦也”的方位观又是一致的。作为姓名使用时，中国有复姓“东方”。日本有姓“东”和姓“吾妻”的，此二者发音和意义都是相同的。

但是，在西方国家，东方学的范围是非常广的。见最近几届的国际东方学学者会议的征集论 文通知：①古代近东国家研究。②东方国家基督教研究。③阿拉伯国家研究。④伊斯兰教国 家研究。⑤古代中亚国家研究。⑥古代印度研究。⑦东南亚地区研究。⑧中国研究。⑨日本 研究。⑩韩国研究。

今天，在日本有国际性的学术组织“东方学会”，每年一次在世界上不同国家举行国际性东方学术研讨会，并出版了英、日两种文本的《东方学》学刊。作为泛指，它只有地理性意义，而没有一个具体的学科定义和研究内容，有人甚至以为这是欧洲中心论思想的反映。但是东方学主要以对中国、印度、南亚和中亚诸国之文化和文明的研究为主，这是毫无疑问的。诚如美国东方学家玛格威瑞博士(W. M. Mcgovern)在《中亚早期帝国研究》(《The Early E mpires of Central Asia》)一书中所说：“从本世纪开始，历史学家们意识到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古代东方国家对世界历史的发展，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性存在。”W. M. Mcgov ern 《The Early Empires of Central Asia》，见《大陆杂志》，1962年，第24卷第4期。 

目前在国际学术界把研究东方学的学术组织被称作“东方学会”。其中，比较著名的“东方学会”的成立时间、具体名称和主办国如下：1778年，荷兰东方学会成立，正式名称为：Ba taviansh Genootschap Van Kunsten en Wetenschappen。1822年，法国东方学会成立，正式名称为：France Asiatic Society。1824年，英国东方学会成立，正式名称为：Royal As iatic Society。1842年，德国东方学会成立，正式名称为：Deutsche Morgenlandische Ge sellschaft。1842年，美国东方学会成立，正式名称为：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自1873年开始，定期召开研究东方学的国际性的东方学学者会议。其中，第一届国际东方学学者会议在法国召开。1883年，第六届国际东方学学者会议在荷兰召开。1891年，第九届国际东方学学者会议在英国召开。1898年，第十二届国际东方学学者会议在意大利召开。1902年，第十三届国际东方学学者会议在德国召开。1973年，正值国际东方学学者会议诞生一百周年之际，又在法国首都巴黎召开了第二十九届年会和庆祝大会。

日本的东方学会成立于1947年6月24日，开始名为“东方学术协会”，由外务省所管辖。第一任会长羽田亨博士。1948年3月正式命名为“东方学会”。1956年6月，日本东方学会仿照以前的国际东方学学者会议，开始设立由日本东方学会主持的国际东方学学者会议。日本的东方学会历届会长和任期如下：1947年6月至1955年4月，羽田亨博士为第一任会长。1965年5月至1973年7月，宇野哲人博士为第二任会长。1973年7月至1974年5月，石田干之助博士为第 三任会长。1975年8月至1980年4月，吉川幸次郎博士为第四任会长。1981年9月至1987年2月，贝塚茂树博士为第五任会长。1987年9月至1993年9月，山本达郎博士为第六任会长。19 93年9月至今，神田信夫博士为第七任会长。在本小节中的“东方学”，实际上和下一小节的“东洋学”在内容上是相关的。因为在西方语言中东方、东洋有相同性，经常可以作为一个词使用。但从亚洲的角度来说，这两者略有区别。因此，有必要把本小节和下一小节参照来看。

第八、东洋学

东洋学这一概念也是从地理位置的东洋而来的学科名称，概指一切和东洋国家的文化和文明 有关的学问。一般人可能以为汉语中的“东洋”是日本传来的概念。其实不然，早在明代刊 行的张燮《东西洋考》一书中就已经开始使用这一术语了。传到日本并被使用则是17世纪中期的事情了。而且，1776年，法国东方学家狄·赫伯楼特氏(d'Herbelot)出版了著名的《东洋书目》(《Biblitheque Orientale Mastericht》)一书。此书对17世纪以前西方有关东洋学的知识进行了总结。可见在当时的西方学术界已出现了“Orientale”(“东洋学”) 的概念。更远在古希腊、罗马时代，在西方文字中已经出现了“东洋”的概念。俄罗斯著名汉学家巴尔托德博士(В．Бартолъд)在《俄罗斯及欧洲的东洋研究史》(《Ист ория изучения востока в Европе и России》 )一书中考证说：“在罗马时代，欧洲人在和东洋交涉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希腊文化所影响的各地被罗马政权统一，作为希腊·罗马文化在西欧扩大的结果，希腊·罗马的世界，即作为和欧洲世界对立的、特殊的“东洋”概念开始出现。在这种意义上的“东洋”或“东洋的”的概念开始出现在罗马史学家的著作中。”В． Бартолъд 《Ис тория изучения востока в Европе и России 》，СПЕТЕРЪУРГЪ，1911年。

在汉语中的“东洋”概念，日本汉学家山本达郎博士在《关于东西洋称呼的起源》(《东西 洋という称呼の起源に就いて》)山本达郎《东西洋という称呼の起源に就いて》， 见《东洋学报》第21卷第1号。一文中考证说：(东西洋称呼)早在元代汪大渊的《岛夷志略》一书中就已经出现了。日本汉学家宫崎市定博士在《关于把南洋分成东西洋的根据》(《南洋を东西洋に分つ根据に就いて》)宫崎市定《南洋を东西洋に分つ根据に就いて》，《宫崎市定全集·东西交涉卷》，岩波书店，1992年。一文中甚至主张：宋代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所说的“东南诸国”、“西南诸国”、“东南海上诸国”、

“西南海上诸国”就是东西洋概念的最初由来。但是，在明代以前，一般是把南洋(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一带)分成东、西洋的。真正具有东洋学意义上的东西洋概念确是自近代日本学术界诞生的。

青木富太郎博士在《东洋学的成立及其发展》一书中以为：“中国(支那)、印度、日本一直是日本学术界所谓东洋学的核心组成。”青木富太郎《东洋学の成立との发展》， 萤雪书院，昭和15年。他进一步把东洋定义为除西南亚以外的全部亚洲地区。但是，他也承认中国(支那)是东洋学研究的最大对象。在日本的东京大学有所谓的“东洋文化研究所”这样的学术研究机构、在日本国内又有所谓的“东洋文库”这样的图书馆存在，而作为其核心组成的当然是汉学研究和汉学书籍。东洋学的概念在这里也是一种泛指，和上述中国学、印度学、日本学、美国学的得名一样，但是，这一概念的西文得名于古希腊、罗马时代，是指相对西洋来说的、从地理上的东洋而形成的、研究东洋的文化和文明的学科。最初，日本并没有“西洋学”这一名称，但以后有“洋学”之名，和东洋学相应的西洋学被称为“兰学”。因为江户时代中期以后，荷兰语著作大量被翻译成日文出版，向日本学术界介绍西方文化和科学，形成以兰学来指代西洋学的特殊现象。在那时，来访的荷兰船队和荷兰人正被明代政府称作“红毛番”加以拒绝见《明史·外国列传》：“和兰，又名红毛 番”。，但是，他们在日本却受到了欢迎，造成兰学的形成。以后才有“洋学”的 名称，用来说明西洋文化和文明。

第九、东洋史学

本来，东洋史学这一概念并非是汉学的特殊指代之一的。但是，在日本学术界常常把从事东 洋史学研究的学者称为汉学家，而且东洋史学又主要是以对中国史的研究为主的，因此之故，这里，也把东洋史学作为汉学的一种特殊指代来说明。东洋史学创始于明治时代后期的日本 史学界。主要创始人有那珂通世博士、白鸟库吉博士等人。1890年，白鸟库吉博士出任学习院大学历史学科教授。当时，该大学的历史学科分为国史、支那史、西洋史三科。当时，朝鲜成为中、日、俄三国产生纷争的交点，因此，白鸟库吉博士以朝鲜史作为讲授东洋诸国历史的起点。这时“东洋史”的概念开始形成。至今研究朝鲜史仍是日本东洋史研究的主题之一。

山崎宠博士主编的《东洋史概说》中说：“‘东洋史’作为正式名称被使用开始于1894年。 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那珂通世，在以校长嘉纳治五郎为主的中学历史教学科目修改会议上 ，提出把外国历史分为东洋历史、西洋历史二科的议案，以此为准，同年九月，把中学教学科目的支那史改名为东洋史。同年七月，历史学科教学科目修改以国史、东洋史和西洋史为三个分野。自此开始，日本的教育界和史学界东洋史学的名称正式确立了。这更可以看作是与日清战争相应的民族自觉的结果。”山崎宠《东洋史概说》，南云堂深山社，196 9年。原来，当时的日本史学界有部分史学家把东洋史的形成看成是“与日清战争相应的民族自觉的结果”。为了配合这一“与日清战争相应的民族自觉”行为，日本的京都帝国大学被批准正式成立了。之所以如此说明，请看《京都大学文学部六十年史》一书第14页：“但是为了节减经费，大学的增设计划遭到了挫折。日清战争后，国内百般事业开始发达，对大学的需要变得迫切了。本学的设立被提前了。”又见该书第291页：“东洋史学讲座的设立，本文科大学创设正当日清战争之后，国民的关心由亚细亚全体转向中国大陆。以东洋学被重视的风潮为背景，东洋史学三个讲座运行至今。”《京都大学文学部六十 年史》，京都大学文学部印刷稿。

1902年，那珂通世博士的议案经日本文部省批准后，在全国正式推广。1904年，东京帝国大学开始设立支那史学科。自1911年开始，东京帝国大学支那史学科又改称为东洋史学科。从此，东洋史研究作为汉学的一大分支正式独立出来。

山崎宠博士主编的《东洋史概说》一书中，东洋史的概念范围是以中国、朝鲜为中心，以中 亚、西亚、东南亚诸国为辅助的。这是日本东洋史研究的一般观念。今天，日本汉学界有“ 东洋史研究会”这样的学术组织存在。

第十、汉文学

汉文学的概念也是在日本学术界曾被使用过的学科名称。时间约在日本的明治时代后期到大 正时代之间。特别是在1877年东京大学成立时就设有汉文学科。当时有所谓“汉文学会”的学术组织和《汉文学会报》的杂志存在着，专门从事对中国古代文、哲经典著作的研究。19 49年以后，进行这一研究的组织是日本中国学会。在日本汉学界传统中，把对日本汉学史的研究一直称为汉文学史。

汉文学可以有以下几种理解方法：

①汉文学即研究以汉文写成之著作之学。如，1877年至1889年的东京大学汉文学科就是如此。

②汉文学即汉学。如，1889年东京大学就把汉文学科改名为汉学科。

但是，在日本的汉文学的传统中，并不包括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这和当时东洋史学的汉学 研究一花独秀地兴盛是有直接关系的。在本书的研究内容和构成体系中，蒙古学、满学、藏 学、西夏学、敦煌学、比较文学、比较思想学等学科已独立在汉学之外，作为汉学的一个分 支，本书将不涉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