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六年九月十五，应好友滕子京之请，范仲淹为岳阳楼作记，名动天下的《岳阳楼记》，亦因此得以应运而生。“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此是文正公开笔第一句。倘是对宋史，尤其是“庆历新政”有所了解的人，当知道，与“庆历四年春”和“谪守”两词产生联系的又岂止是滕子京一人之命运。

庆历三年，是范仲淹经历半生仕途沉浮后，终掌中枢大权的一年，亦是为庆历新政唱响奏曲的一年。宰相是其视之如父的杜衍，范仲淹任参知政事（副相），任枢密副使的韩琦、富弼二人，则与他志气相投；而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这4位谏官，亦皆是知己之交。天时、地利、人和，一时俱全。故素有整顿吏治、加强武备、改善经济之志向的范仲淹，于此年夏天，在宋仁宗责令条陈政事之际，当庭上呈《答手诏条陈十事疏》，借此提出了“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推恩信、重命令”等10项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改革主张。

轰动一时的庆历新政，由此拉开了序幕。庆历三年秋，新政开始渐次向全国颁布推广。倘无意外，来年的春天，将是新政在全国上下全面开花的大好局面。可以这样说，庆历四年春，这应是一个被范仲淹寄寓了无数美好期待的春天，如同大自然的生机勃发、繁花似锦，他的人生理想与政治抱负在经历了数十年苦寒、风雨之考验后，亦似乎终于可以在这一个春天里尽情绽放了。

然而，不幸的是，他的这个愿望未及盛开，便以一种凄然、壮然而又惶然的方式凋零了。甚至有点不堪的意味在里面。以夏竦为首的政敌们，利用诽谤和构陷之手段，对范仲淹及其政治盟友韩琦、富弼、杜衍、欧阳修等人，就士大夫安身立命最为基本，亦最为重视的两个方面——政治大节和私德品行，报以种种恶意攻击和抹黑。在政治大节方面，他们就“结党”一事大做文章，而范仲淹在面圣自辩时，因自认坦荡，问心无愧，反而就势提出了“君子党”之一说。欧阳修则更猛，他直接撰写了一篇言辞激烈、文理并具的雄文上呈仁宗皇帝，题目就叫《朋党论》。可惜的是，文章是好文章，殊不知，已然犯了一个天大的忌讳。诚譬如一个医者，任其制药的本领再高，若不擅把脉，所开之药不但不能对症，反倒成为害命之药了。

所以，关键的问题出现了。欧阳修也好，范仲淹也好，这哥俩谁也不曾摸清楚仁宗的“脉”，抑或说，他俩皆不曾真正看透赵宋王朝君主们“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治国理念之下，那份根植于骨子里的隐秘防备之心理。宋之“重文轻武”，乃是太祖立国之初便制定的国策。且终两宋300多年的王朝统治，赵宋的后嗣君主们或许有各种毛病，但他们大多皆能恪守宋太祖遗训。同样是勒石为戒，偏安一隅的南宋君主，在国破碑失后，震慑犹在；而明朝倒好，直接让一个叫王振的太监将铁碑搬走砸坏了。

然宋太祖自己本是武将出身，却为何如此“重文教，轻武事”呢？概因宋的江山，并非凭着强大的实力打下来的。陈桥兵变，亦不过是藩镇制度的一个缩影而已，或者说是一种升级版的僭越行为罢了。虽然，赵宋王朝亦因此而来，却诚不愿，日后或有人效仿之。善于总结的宋太祖还发现，强大如唐帝国者，除了藩镇制度使其中央集权失控外，中晚唐之失，亦在于党争为祸甚烈。所以，警惕官员结党，犹是成为宋太祖及其后嗣君主们之共识。是故，当仁宗皇帝一听到结党之词，这位素有仁爱之名的帝王亦不免敏感起来，再加上范仲淹与欧阳修等人不但不以为忤，反而振振有辞，更使他忌惮不已。即便早先的仁宗，对新政确实抱有极大期待，然在此时，亦不得不有所动摇了。

可见，在揣测圣意方面，他们的政敌，显然更加技高一筹。当然，或许在范仲淹这样的磊落君子看来，大丈夫既以天下为公，又何须揣测圣意？然而，在一家一姓之天下的时代，失去圣心，这一仗，亦意味着他们已呈必输之局面了。奸险如夏竦者，为使宋仁宗彻底厌弃范仲淹等人，紧接着又出了一个大招。史载，他令家中使女天天临摹太子中允石介的笔迹，等足可以假乱真时，便伪造了一封石介写给富弼的密信。其中有一段话，最是致命，即劝说富弼效尹霍二人，行废立之举。此伪密信之一出，纵范仲淹与富弼之忠心天地可鉴，文章如何了得，亦是白沙在涅，再无法自辩清白了。

​​至此，两人只能借边事再起，分别于庆历四年的八月、九月，自请出京巡守了。史载，范仲淹为相，锐意改革吏治，取诸路监司名册，将不称职者一笔勾去。枢密使在其侧云：“十二丈则是一笔，焉知一家哭矣！”范仲淹回答说：“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宋人爱以“丈”称呼尊长，这里的十二，当是指范仲淹在家族同辈中的排序。这里的枢密使，乃是富弼。富弼亦非怕事之人。宋史记载，他多次出使辽国，且每次皆据理力争，坚决不肯割地。由此即可看出，这绝对是一位颇具胆识的人。而他所以在一旁说话，只是让范仲淹有心理准备，这每一笔下去，对所涉及之人及其家族的冲击，以及随之而来的反击和报复。​而范仲淹的回复，亦正贯彻了他一直以来的凛然之气节：对不称职者的“残酷”，正是为了对更多苍生负责。然而，面对范仲淹们的“不容情”，夏竦们的反击也来得更加猛烈与恶毒。庆历五年正月二十八，范仲淹被罢去参知政事，富弼亦于同日被罢去枢密副使。第二天，杜衍被罢为尚书左丞，出知兖州。三月初，韩琦亦被罢去枢密副使。

夏竦犹未罢休。在私德品行上，他则攻击欧阳修与名分上的外甥女张氏（其妹夫前妻之女）有私情，且借欧阳修早年所作的一首词，大做文章。欧阳修百口莫辩，虽事后查无实据，但终究名声有碍。于庆历五年八月，亦黯然离京，去了滁州做太守，其千古名篇《醉翁亭记》亦是作于此期间。随着范仲淹、杜衍、韩琦、富弼与欧阳修等人一一被逐出朝堂，庆历新政自然也随之“流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