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410年8月24日，欧洲历史上发生了一件翻天覆地的大事。罗马帝国的首都“永恒之城”罗马，被阿拉里克率领的西哥特人所占领，大火焚烧了三天三夜。这件事强烈地震动了罗马，加速了西罗马帝国的最后灭亡。 月24日，欧洲历史上发生了一件翻天覆地的大事。罗马帝国 的首都“永恒之城”罗马，被阿拉里克率领的西哥特人所占领，大火焚烧了三天 三夜。这件事强烈地震动了罗马，加速了西罗马帝国的最后灭亡。罗马的兴盛与分裂，正如俗话说“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源于亚平宁半岛的罗马共和国建立伊始，四周全是虎视眈眈的部落和城邦，共和国的初期发展尤为艰辛。到了公元前27年，屋大维皇帝开始逐渐地对外作战，扩展疆土，到了公元2世纪，帝国的领土已达到了其所能扩张的极限。由于频繁的对外战事和缺乏有效的治理，帝国越来越难以统治这片广袤的疆域，罗马似乎再也回不到往昔那般纵横欧陆的荣光了。公元3世纪，罗马帝国与中东波斯帝国爆发的战争，军队开销大幅上升，罗马人愈发不满东部的战事给西方省份带来的沉重税赋。

在人民高涨的呼声中，286年，皇帝戴克里先将罗马帝国一分为二，分而治之，戴克里先的儿子也分别任两个国家的皇帝。但是这样子并没有解决根本问题，过度的征税和无休止的边境战事，都在不断地摧毁这个庞大的帝国。公元91年，汉朝击败匈奴，匈奴单于率残部开始西迁，途径中亚地区，到380年左右来到东欧，无可避免地与当地哥特人产生民族矛盾。虽然不复当年漠北盛况，但匈奴仍然在哥特人的地盘大展淫威。匈奴人的在欧洲的“搅局”，让欧洲开始了民族大迁徙。公元前476年，西罗马帝国的末代皇帝罗幕洛被日耳曼雇佣军首领废黜，宣告了罗马帝国的灭亡。也许是有感于罗马的伟大，或有感于罗马文化对西方社会的长期影响，对罗马帝国灭亡原因的探讨一直是世界史学界争论不休的话题。从历史的表象看，导致罗马灭亡的直接原因是“蛮族”的入侵。但是，罗马和“蛮族”的战争由来已久，在罗马帝国强盛时期，“蛮族”根本无法和罗马相抗衡，它们的入侵大都被罗马击溃。因此，将灭亡的原因简单归结为“蛮族”的入侵是不合理，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罗马的灭亡必然是其内部因素造成的。随着罗马共和国的瓦解，帝国的建立，罗马的政体由共和制转为专制。统治者掌握了一切，公民丧失了各项政治权利，被排除在国家政治之外，由此带来了政府的腐败及公民意识的淡化。

在共和国前期，罗马人把国家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以作为罗马公民而骄傲，为国家服务而自豪。因为那时他们认为自己是国家的主人，有参与政治的机会，可以对政府官员的行为进行监督，能得到法律保护，能从国家获得各种利益。执政官、元老院及其它官吏也较为勤俭，腐败现象少。但从共和国后期（此时共和国已名存实亡）开始，国家已完全成为君主及其官僚、军队的私有财产。绝对的权力使他们腐化堕落，肆意挥霍，想方设法搜刮人民。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或沦为地主庄园的农奴，或干脆发动起义反抗暴政。因而，人民与统治者存在严重的对立，对国家的兴亡无动于衷。一个丧失民心的政府难道还能维持吗？因此，即便“蛮族”不入侵，帝国也将在腐败中走向灭亡。北欧的盎格鲁人、撒克逊人、朱特人迁徙至英格兰；中欧的哥特人、法兰克人迫于生存空间压力，开始侵入西罗马帝国。一次又一次的冲击，使西罗马帝国于476年被灭。罗马的专制制度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缺乏完善的继承法。当皇帝去世后，帝国常因没有明确的继承人而导致各军事集团间的战争。军队在帝国时期已完全成为皇帝的制造者，他们可以随意废黜、杀戮他们不喜欢的皇帝，推举符合其利益的人当皇帝，甚至公然拍卖皇位。各军事集团之间为争夺皇位而进行的长期战争不仅使广大人民饱受战乱之苦，更严重地削弱和削耗了帝国的人力、物力、财力。此外，尽管罗马建立了统一的大帝国，但由于东部希腊文明区与西部拉丁文明区之间在经济文化上有较大差异，因而帝国始终存在分裂倾向。军事集团间的战争加速了帝国的分裂，并最终导致公元395年帝国分为东西两部分。这就使在对抗“蛮族”入侵时，东西帝国无法团结一致，造成战争的失败。罗马帝国后期奴隶制度的衰弱及劳动力不足引发严重的经济危机。罗马的经济基础是建立在对奴隶剥削之上的。奴隶主为了最大限度地榨取奴隶的劳动成果，便让其承担繁重的劳动，致使奴隶无法通过繁殖后代来扩充奴隶队伍。且罗马的奴隶主要来自扩张与掠夺，但随着扩张的停止，奴隶资源也就断绝了，奴隶主又不愿在生产技术革新，造成生产衰退，导致社会经济基础的崩溃。此外，政府对农民的压迫导致自耕农破产，农民为求生计大量逃亡，从而使兵源不足，无力抵抗“蛮族”入侵。欧洲的政治单元自西罗马帝国被灭后，逐渐被分割。除了东罗马帝国外，没有任何一个西欧王国敢于称帝，民族之间的碰撞和思想的多元化，使欧洲正式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中世纪。宗教的兴盛，教廷的风光，基督教的兴盛、教廷的兴起与罗马帝国具有很大关联，东罗马成立后，基督教开始被确立为国教。教廷成为中世纪举足轻重的组织。那么教廷是如何兴衰的呢？随着西罗马的覆灭，罗马帝国再无当年之勇，甚至帝国的核心区域—意大利也被侵占了。其中菲里普•李•拉尔夫在《世界文明史》中认为，西罗马帝国的衰亡主要是由于内部问题。第一，政治上，元首制下缺乏明确的继承法，结果元首一去世，接着就是内战，帝国后期政治上最大的缺陷是没有使足够的人参与政府活动，帝国的居民大多数是不参与政治的臣民，沉重的税收常常使他们对帝国心怀仇恨。第二，经济上，罗马最严重的经济问题是由奴隶制度和劳动力短缺所引起的。罗马城市主要依靠奴隶生产的剩余产品，但是奴隶承担的劳动过于繁重，以致无法通过繁衍后代来补充奴隶队伍，随着对外政府战争的结束，战俘奴隶的来源断绝了，结果乡村生产的剩余产品越来越少；奴隶制度使罗马的奴隶主不关心发展生产技术。第三，缺乏公民理想。公元3世纪，罗马帝国不能依靠共和国时期的公民理想，这主要是由于连年的战争和沉重的赋税负担造成的。地区之间的分歧、公共教育的缺乏以及社会的分层进一步阻碍了任何统一的公益精神的形成。西罗马帝国是伴随着人们的普遍冷漠而走向历史的尽头的。研究拜占庭历史的诺曼•H•拜恩斯从比较的角度来探讨西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他认为西罗马帝国存在文化中断的现象，东罗马帝国则没有。从根本上来说，文化诞生于互相交流，为了维持文化，需要有意识地巩固对它的兴趣。罗马文明依靠互相联系，依靠从罗马城扩散到各个行省省会，然后再返回罗马加以巩固。然而，只有在没有暴力的地区才能保持这种自由联系。罗马帝国由城市行政官员以及驻守边境的军队维持，城市官员和军队成为维持整个文明结构的重要力量。而蛮族的入侵使这些相互联系的地区分裂了，蛮族王国在罗马领土上的建立打破了帝国政府统一的行政管理。蛮族王国的建立不仅缩小了罗马帝国的领土，而且减少了罗马帝国的财政收入来源。帝国的防御需要金钱，因为罗马曾经为西欧地区提供了长期的和平交往，以致它的公民再也不是战士了。要想获得战争胜利，西罗马帝国就必须依靠蛮族雇佣军，而雇佣军是要支付巨额军费的。更加糟糕的是，西罗马帝国面临两线作战：陆地上需要与蛮族作战，海上还要与汪达尔人的舰队作战。因此，西罗马帝国的悲剧在于它没有必要的财力资源，在维持一支雇佣军的同时又能维持一支强大的舰队。就像国学者马文•佩里在《西方文明史》一书中认为的，罗马帝国的衰亡是一个历经数百年的过 程，它并不是发生在公元476年的一个单一事件。其次，帝国仅仅是西半部灭亡，帝国的东半部则作为拜占廷帝国而幸存下来，直到15世纪中叶。因此，没有任何单一原因足以说明西罗马帝国的衰亡，它是多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6世纪初，拜占庭（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在收复意大利后，竭力与各邻国保持和平关系，甚至包括宿敌波斯帝国。这么做缓解了战事开销和征税压力，而拜占庭帝国对基督教的皈依，使整个国家以一种不同于传统方式的新形势稳固了下来，信奉宗教可以更有利于心灵的寄托和国家的管理。

中世纪时期欧洲神权和世俗政权的交融，在欧洲社会上层，名门上流家族开始更加频繁从事宗教事务，逐渐形成了拉丁古典学系。由于教育体制的羸弱和缺乏，社会基层广泛的不识字。参与宗教事务、具有读写能力的上层家族自然拥有了书册的翻译解释权，尤其是《圣经》。逐渐地，“教廷”这种维护宗教事务利益的组织便诞生了，教廷的广泛影响力，甚至让国王和皇帝都不得不遵从教廷的命令。教廷的地位超脱于世俗权力，王位和皇位都必须由上帝经过“教皇”的手交付给国王和皇帝。“丕平献土”，法兰克国王丕平将意大利中北部领土献给教皇，表达对教皇的敬意，教皇权利日益扩大，已开始成为宗教界和世俗界的共同统治者教廷在宗教上的统治十分严格，禁止异端思想的存在以威胁其超然统治，甚至开设的学校，教授的大部分内容也是神学。反对教廷统治的人一般没有好下场，布鲁诺、哥白尼、托勒密、伽利略等知名人物都遭到了囚禁和审判。教廷的宗教裁判所，用以审判异端，教廷也在大力敛财，教皇通过收受好处的多少，决定是否授予王位。对于一个民众都信奉基督教并且奉教皇的话为“谕旨”的国家君主来说，教皇的表态可能就决定了未来的出路。然而一手遮天的教皇并不满足他获得的既得利益，他还希望获得更多财富，而这时候，开始兴盛的阿拉伯帝国便是教皇入侵东方、掠夺财富的最好借口。阿拉伯人自8世纪开始控制中东地区，凭借独有的方式，他们通过骑行骆驼，将东方的丝绸、香料运往西方。全盛时期的阿拉伯帝国，一度占领了西班牙，成为横跨欧亚非的庞大帝国通过这种贸易，阿拉伯帝国愈发强大，继而一路西进，占领了基督起源圣城耶路撒冷，甚至一度打到了西欧的西班牙。欧洲上下因此大为震惊，教皇借着“夺回失陷的耶路撒冷圣城”，号召欧洲各国派兵东进，消灭异端，前后一共爆发了八次东侵战争，史称“十字军东征”。十字军东征，所谓的“文明之师”与“快马弯刀”之间的战争这场战争持续了有惊人的数百年，无数士兵和百姓在战争中丧生，无数人的家园遭到摧毁。但也就是这次东西方的军事碰撞也促进了文化、思想的碰撞和交融，浪漫文化和骑士精神都形成于东征期间。毫无疑问，欧洲的文化在整个战争期间获得了质的飞跃，越来越多追崇自由和开放的思想开始传播。深受神权影响的欧洲，即将迎来新的曙光，教廷的时代即将过去。诸神的黄昏，罗马的覆灭，中世纪后期，执掌神权的教廷与欧洲各国之间的矛盾愈发冲突，随着新思想的产生，教廷的世俗影响力愈发减弱。同时，英国新教的崛起对教廷的地位也是一个很大的威胁。曾经的《教皇敕令》中“一切君主应亲吻教皇的脚”，“教皇有权废黜皇帝”，在风雨飘摇的中世纪晚期的欧洲看来似乎极其荒谬。十字军东征的下场呢？饱经风霜的拜占庭帝国都还没有从十字军东征的人力和财力损耗中回过神来。虽然1261年君士坦丁堡成功的从伊斯兰人手中夺回，但拜占庭已经不复当年盛状，帝国只能控制巴尔干半岛一小块地盘了。1355年的拜占庭帝国，已不复当年盛况，来自东方新的威胁力量—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已继承了前阿拉伯帝国的大部分领土，正在一步一步巩固其实力、奥斯曼拥有精良的军队、新式的大炮。在拜占庭帝国皇帝眼里，土耳其人正在磨刀霍霍，剑指西方，曾经的阿拉伯世界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愈发强大了。1453年，年轻的奥斯曼帝国苏丹指挥了一支浩荡的水陆军队，用53天征服了君士坦丁堡这座千年古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集合军队，意图攻占君士坦丁堡，当索菲亚大教堂上的十字架换成清真穹顶时，中世纪的大幕也同样缓缓盖上。从前用于保护君主们的城防措施是通过城墙和护城河来完成的，然而，奥斯曼带来了东方的火药，通过重炮摧毁并征服了一座又一座城堡。这极大的改变了欧洲的政治格局及军队装备，曾经坐拥城堡维护自身统治的封地贵族时代结束了。热兵器时代的到来，标志欧洲历史上的中世纪时期由此结束。千年中世纪，回首千年光景，中世纪启于罗马帝国，也终于罗马帝国。也就是说，整个中世纪史就是一本罗马帝国史，整个欧洲的文化与政治形成，都和罗马帝国有不可分割的关联。由于基督教也随着罗马帝国的分裂分为了天主教和东正教。君士坦丁堡陷落后，同样东正教的莫斯科大公国自诩为东正教的继承者、斯拉夫人的保护者，沿用着拜占庭帝国的国徽，并且一直欲图继承拜占庭的庞大基业。在今后数百年，天主教和东正教在宗教上的对立，逐渐将发展为政治层面的对立冲突。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标志着中世纪的结束，另一方面，由于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很多来自东方的书籍随着民众的西迁流亡，流入了意大利和西欧各地。大量文学家和哲学家对于古典文化的缅怀，结合了现今基础，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文化时代—文艺复兴。之后，大航海时代的开启、宗教改革以及资产阶级兴起，都无非得益于文艺复兴乃至于君士坦丁的陷落。中世纪虽是一部欧洲史，但并不是与东方毫无关系。

一场文艺复兴，让整个欧洲文明崛起欧洲文明能够引领世界，历史上经历了这样一个主线：14世纪的文艺复兴启动了新思维的解放，15世界的大航海扩展了人类文明的疆域，16世纪启动的科学革命奠定了技术革命的基础，17世纪资本主义市场的出现了社会金融活动的空间，同时期欧洲各国（特别是英国）政治改革解放了生产力、让新势力崛起，18世纪开始的工业革命从而推动了经济的飞速增长...所以“文艺复兴”才是西方文明崛起的开端，要知道，任何国家的崛起都是伴随着思想启蒙的。任何文明的崛起都是以思想启蒙为先导的。欧洲文艺复兴有一个大的精神与文化的前提，就是每个个人精神的觉醒。文艺复兴运动只是个形式，个体觉醒了，任何形式的活动，都可谓“文艺复兴”。 人类社会最伟大的两个事件是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一个是人性觉醒，一个是理性启蒙。

作为个体也是如此，完成一个属于自己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生之为人，一不能无情怀，二不可无思想。文艺复兴首先肯定了个人和个体的价值、尊严与伟大，主张个人是自身命运的主宰。它向我们揭示，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小宇宙，每个人都有无限的潜能并拥有实现这一潜能的权利。而这正是现代世界文明及其制度架构的观念基础。世界虽然不是由观念决定的，但是人类的行为和人类的制度都是建立在某种观念基础上。文艺复兴式的“天地之间，个体为尊”，人被拔高到宇宙的中心，人却希望国家是谦卑的。人把自己当作神一样去膜拜，人却反对对领袖和国家的膜拜。人认为自己的地位是完整的，从此再不愿意向着世界破碎自己，顺服在比个体更高的价值之下。人却要求政治国家向着自己破碎，接受权力的分离和制衡。所以我说。西方的民主制度来源于个体的觉醒。在中国传统文化里，一直对个体的人不重视，甚至是非常藐视，而重视的是人的群体。从孔夫子的“克己复礼”到朱熹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讲的都是牺牲个体利益，以维护群体秩序。这种思想一直延续至今，为了集体利益牺牲个人的一切还被视为一种美德。“人”在中国文化中有多层含义。总而言之，表达了对“人”的尊重，但其对“人”的尊重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以后对“人”的理解不同之处在于，西方讲的“人”是指“个人”之个体生命。中国文化讲“人”主要是指人“类”，即整体的概念。自豪，是为自己的人格自豪。而国人没有个体荣誉，缺乏健全舒展大写的“人”，只想靠“集体、民族”这样的抽象虚构的概念来自豪。在中国，人们还在以社会、国家和文化的名义压抑性的表达，原因恰在于在“个人”尚未形成。因此，义务是好的，权利是坏的。尽义务是美德，要权利就是坏的。尽义务受褒赏，要权利遭贬抑。当代中国网络的兴起，国人对于经济、政治、人身安全等个人权利已经有了一点要求，但在独立思想人格方面的觉醒还远远不够。中国的传统文化，基本漏洞是对个体的人性缺乏深度追问能力，因而走向空洞的宏大秩序构建。中国传统文化从来没有思考过什么是人。这个世界上还有比人更深刻更复杂、更幽深、更有意义的载体吗?这是共同的悲哀。我们其实也需要类似于欧洲文艺复兴那样，要从我自己开始，脱离这个无知的怪圈，让自己变成一个正常的人。法国思想家帕斯卡有一段名言：“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我们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西方的崛起要归功于文艺复兴运动，归功于个人的觉醒。中国的落后要归因于个人和个体意识长眠不醒。没有文艺复兴的地方，理想中的人应该是卑微的、驯服的、听命的。个人不把自己看成是自己，他什么都可以是，就是不可以是他自己。自我意识的觉醒是件幸福却也艰难的事情， 幸福在于这个意识本身让你明了自己作为独一无二的个体所存在的意义。 艰难在于这个意识让你突然觉得你身处环境的束缚与身不由己。 而想冲破却又是件无比困难的事情 ，这是种难以调和的矛盾， 所以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对自由追求所取得的胜利， 绝对大大地推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每一个文明强国的崛起，都伴随着文化的首先崛起，中国要建设自己现一阶段的强国梦，中国的文艺复兴以及对外来文明的兼收并蓄才是根本，要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国家就需要广开言路。不能一言堂。例如中国的“诸子百家，百家争鸣”时代，造就了中华帝国文明的灿烂。当个体本位的思想闪电击断无形镣铐，“我”就会从“我们”中凸现出来，个体的价值与尊严...如果先天没有获得，那就在后天争取。如果过去没有获得，那就从现在开始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