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宗九年七月，蒙元帝国第三代大汗蒙哥死于钓鱼山。明年春，蒙哥之弟忽必烈与阿里不哥，分别于开平与和林招集忽里台(qurilta)，但由于双方拥立大汗的方式，皆违背大蒙古选汗传统，因此无论那一方都无法称之为“正统政权”。

忽必烈方面，主要得到左翼诸王与窝阔台后裔阔端家族、合丹家族、旭烈兀家族等支持，支持阿里不哥的则有蒙哥家族、察合台兀鲁思、术赤兀鲁思等。

忽必烈

支持忽必烈的各诸王中，斡赤斤兀鲁思的塔察儿最具有关键性。一方面，在大蒙古国各兀鲁思之中，斡赤斤兀鲁思规模最大，对左翼诸王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郝经评价塔察儿说：“塔察国王，士马精强，尝代主上帅东诸侯”。

另一方面，塔察儿等左翼诸王的根据地在内蒙古东部以及东北地区，以开平为根据地的忽必烈而言，若无法得到他的支持，就陷入被和林的阿里不哥与东北的塔察儿夹攻的险境。中统元年郝经向忽必烈建言：

郝经所言中，北京即东北大宁，丰靖即指山西大同地区，可见定都于中都，在控制东北、山西此两个军事要地上有所方便。然而实际上东北地区强而有力的左翼诸王在镇，若无法取得他们的协力，定都于中都的决策即为不太现实的选择。并且塔察儿与山东的李璮有婚姻关系，为了巩固开平、中都的后方，必须取得塔察儿支持。

蒙古草原

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之间的军事冲突，主要发生于陜西、甘肃地区与东蒙古地区。在东蒙古地区的作战中，左翼诸王与五投下的军团构成元朝军队的主力，北京宣抚司则承担后方补给任务。忽必烈即位后，以斡赤斤兀鲁思王傅撒吉思为北京宣抚使。撒吉思之父多和思，曾为畏吾儿的大臣，参与大蒙古国后选任为大断事官，也担任教育皇太弟斡赤斤诸子。

撒吉思曾为塔察儿袭王位有功，因此“黑山以南撒吉思理之，以北火鲁和孙理之”，可谓斡赤斤兀鲁思的重臣。中统二年废止十路宣抚司后，撒吉思继续充任北京宣慰使。综观有元一代东北地区的选官情形，撒吉思是几乎唯一属于左翼诸王兀鲁思同时充任元朝官员的例子。可见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取大汗位的情况之下，必须顾虑到塔察儿的政治影响力，把其属臣配置为东北地区元朝政治机构的高层官员，因而取得他们的协力，同时也多少默认他们在东北地区扩大其权益。

但另一方面，忽必烈也在东北地区渗透自己的权力，陆续把自己的近臣出任到东北的政治机构。首先，在中统元年设北京宣抚司时，派杨果与撒吉思同任宣抚使，同时以赵炳为宣抚司判事。杨果是史天泽的幕臣，永清史氏原属木华黎家族政治影响力之下，而蒙哥即位后受蒙古大汗的重用，蒙哥汗二年天泽即已受知于忽必烈，“世祖即位，首召天泽，问以治国安民之道”，可见忽必烈与天泽之间的政治关系相当密切，忽必烈选用杨果之意自不待多言。赵炳则忽必烈潜邸之臣。

明代宣抚司宣抚使署

其次，杨果迁中书参政后，派柴祯为宣抚使，中统三年立北京宣慰司，亦以柴桢出任为宣慰使、周定甫出任为宣慰司参议。柴桢、周定甫两人均曾侍于忽必烈潜邸。另外，以拔不忽为同知北京转运司事，掌控军粮补给。

拔不忽为北京兵马都元帅吾也而之孙，北京等路都达鲁花赤撒里之子，其所属家族本以北京为根据地，但值得注意的是拔不忽本身从小为真金近侍，自然与忽必烈之间建立个人关系，他的成长、文化背景也不同于其祖长辈。从此看来，忽必烈虽以斡赤斤家族属臣为宣抚使、宣慰使，但同时以自己有个人关系的官员为出任为同僚与下属以及转运司的重要职

位。李璮叛元降宋，此事件对元朝政治架构的影响非常大。以李璮叛乱为契机，元廷陆续展开削弱各地世侯势力；取消世侯地盘并分割于新建投下；派怯薛丹出任各万户达鲁花赤，以监视汉军万户等措施。由此许多汉族世侯转型为官僚。东北地区不免受到此影响。首先，中统四年二月，忽必烈发布：

阿海是吾也而之子，曾承袭其北京都元帅的职位，所以从都元帅的人事而言，此措施一定程度沿袭了大蒙国时代的政治关系。但更重要的是，同时北京地区的世侯型家族被取消与原来根据地的关系。最具有代表性的即阿海所属吾也而家族。吾也而，出身于蒙古珊竹氏，其子撒里在太宗时期授北京等路都达鲁花赤，至元七年改授河间路总管。

至元七年离中统三年已有八年时间，但〈珊竹公神道碑〉云：“及大帝之罢诸侯之世其土者，官昭勇，移河间等路总管兼诸军奥鲁，管内劝农事。”，撒里之情况应与李璮事件后政治变动有关。珊竹氏与孛只斤氏共奉同一祖先，元朝每岁举行“射草狗”典礼，“非别速、札剌尔、乃蛮、忙古台、列班、塔达、珊竹、雪泥等氏族，不得与列”，可见在“血统”上珊竹氏的确具有特殊性。

江东宣慰使珊竹公拔不忽神道碑

但从政治关系来看，虽吾也而所授北京等路兵马都元帅看来并非平凡的官职，然在波斯文史料中珊竹氏之名并不多见。《史集》中所列各部族将领中属珊竹氏者唯一名，亦似乎与吾也而没有直接关系，从此而言，吾也而与其父可能并不担任成吉思汗的千户，他们与黄金家族的关系也主要是透过木华黎的间接关系，似乎不是大根脚家族。从吾也而家族的例子来看，受到李璮事件的影响的家族，不止于汉族世侯，连根脚不大蒙古家族亦被卷入其中。

另外一个例子是耶律留哥家族的情况。在太祖朝时期，耶律留哥在大蒙古国的势力与声望相当大，留哥死后，其妻姚里氏佩虎符“权领其众者七年”。后来留哥之子薛阇收复留哥曾率领契丹集团，授行广宁路都元帅府事，以广宁为根据地，薛阇之子收国奴、孙古乃均袭广宁路都元帅。但至元六年，以户口少为理由，以广宁路合并于东京，便取消广宁路都元帅的职位。耶律留哥家族归附蒙古时期很早，在收抚东北、经略高丽方面世世有功，却抗拒不了时代的潮流。

除上面两家族之外，石抹也先、王珣、乌塔塔儿台等家族等均以世袭北京地区的官职，但皆在中统年间取消了原来的职位，迁至与原来地盘无关的地区，或者留在有地缘地区，也只能充任较低阶的职位。

八思巴文虎符圆牌

过去成吉思汗之建立大蒙古国，以蒙古高原的中央兀鲁思为中心，大兴安岭一带的诸弟兀鲁思与阿尔泰山一带的诸子兀鲁思各为左翼与右翼，形成基本的国家架构。忽必烈在潜邸已有人劝他以燕京为根据地，即位后，既有郝经等人建言定都于燕京，且更是当时政治环境所迫使，忽必烈则采取所谓两京之制。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夺汗位，忽必烈一方面拥有华北的各种资源，也封锁了和林与汉地之间的运输管道，断绝和林粮食补给，同时由于有左翼诸王、五投下的支持，可动用蒙古骑兵，尤其在年控制察合台兀鲁思的阿鲁忽取消与阿里不哥同盟关系后，阿里不哥孤立的情势更为明显。然而，忽必烈虽然取胜利，各兀鲁思之间的关系趋向分立。

在此情况下，以官僚化来提高政府组织的控制力，确实有其意义。一方面，设立宣慰司，并派自己的近臣出任，以渗透对此地区自己的影响力，另一方面，撤销了自大蒙古国时代以来统治此地区的世候，转化为官僚，迁至各地区。忽必烈的此一措施，与其说进行中央集权化，不如说是东北地区权力关系的透明化。

蒙古骑兵

在大蒙古国时期，历代大汗与东北地区较无关系，左翼诸王与以木华黎家族为主的五投下的影响力之下，大小“世候型”家族林立，地区内的权力与权益关系恐怕相当复杂。经过忽必烈初期整顿权力关系之后，地区内的有力家族减少了很多。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蒙古诸侯与木华黎家族等大根脚家族外，洪福源家族等以高丽族为中心的主要是东京地区的“世候型”家族仍保留他们原来的权利。主要是由于当时的丽蒙关系结构持续大蒙古国时代的型态，元朝亦仍需要他们的力量。因而此后在东北地区发挥其影响力的在地势力，大致上是左翼诸王──主要是斡赤斤家族、五投下──主要是木华黎家族、降元高丽集团──主要是洪福源家族而已。这是此时期东北地区政治关系的基本脉络。

参考文献：《满洲金石志》《奉天通志》《元岭北行省建置考》《蒙元史研究丛稿》《蒙古帝国的变迁》《蒙古帝国的原像》《清河集》《陵川文集》《金史》《续文献通考》《元史》《圭斋文集》《元朝史新论》《元朝名臣事略》《蒙元史新研》《中堂事记》《秋涧先生大全文集》《雪楼集》《江苏金石志》《李璮之乱与元初政治》《元代分封制度研究》《蒙古帝国史研究序说》《元大都》《史集》《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